奥斯维辛：从未离开的梦魇

　　80岁的弗丽达·特恩鲍姆属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批，当时她才10岁。她说自己能活下来很幸运，因为孩子一般很快就会被毒死。但是当年的噩梦一直在这位考古学博士心头萦绕不去，使得她中年患上抑郁症，不久婚姻破裂，后来她接受培训成为了一名创伤治疗师。今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案过后，她又担忧反犹运动会再次爆发。

　　如今，像特恩鲍姆这样还能述说当年故事的大部分集中营见证者都已90岁左右。他们是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谋杀机器的最后证人。作为这场大屠杀的中心“秀场”，奥斯维辛就是希特勒政权罪行的代名词。约5万苏联战俘中的大部分在运往奥斯维辛的路上就饿死了，抵达这里的是来自全欧洲的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和政治犯。年轻人最初免过一死，被派往纳粹新工厂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带着小孩子的母亲、孕妇、病人和老人则很快就被送往毒气室杀害。

　　囚犯的随身财物全部被抢劫一空。1945年1月27日，解放奥斯维辛的苏联红军在保存完好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几千双鞋，堆成山的眼镜、修面刷和假牙，348820件男式西装，836255件裙子和女式大衣。另外，他们还发现了7吨头发，据估计来自14万女人。被焚尸体的灰烬被用在道路建设中。

　　当时，很多人都是自愿脱下衣服，交出财物，毫不犹豫地走进毒气室的。毒气室被伪装成澡堂的样子，火葬场周围种满了树，立起错误的指示牌。党卫军首领发表讲话，让那些濒死的人安心。而在奥斯维辛生活了很久之后才被送进死亡之室的囚徒们当然清楚地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但那时他们大部分都太过虚弱，根本无力反抗。偶尔有人在进入毒气室前袭击党卫军成员，但总是被镇压下来。

　　只有一次大规模起义被人们口口相传。那是1944年10月，一些特遣队成员（主要是在火葬场工作的囚徒）袭击了他们的监工，导致一个火葬场失火，3个党卫军军官丧命，至少12人受伤，但是没有人可以逃走，几乎所有起义者都被杀害。

　　对于谋杀者的心理状态，存在很多谜团。那些父亲是怎样做到白天成为染满鲜血的凶手，晚上又和家人度过正常家庭生活时间的？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宣称，党卫军在种族屠杀上始终“道德正派”。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叙比尔·施坦因巴赫试图给出答案：在他们心中，对所谓的“低劣种族”的谋杀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对党卫军来说，家庭的幸福和杀戮的职场日常并不相矛盾，他们甚至还通过在集中营谋杀来获得必要的安心感。”

　　历史学家、记者和法官都需要尽可能多的目击者来澄清事实，奥斯维辛受害者的每段新陈述都能使整张历史画卷更加完整，慢慢就能越来越清楚，谁该对此负主要责任。《明镜周刊》采访的很多时代证人都说到了当时的党卫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他在他们身上做残忍的实验，将他们的亲人送进墓穴。有些幸存者已经几十年没有听众了，有些人至今仍然无法说起当年所受的耻辱，还有些受害者则自愿讲述当时的经历，甚至在学校发表演讲。他们想让年轻人知道：当时发生的，以后应该永不发生。

　　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些幸存者中已经不再有人能够开口，会发生什么？几年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维辛幸存者埃利·威塞尔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每个听到这些见证者述说的故事的人，本身就成为了新的证人。”关于奥斯维辛历史的认知应该一代代传递下去。

　　“我不想让母亲独自面对死亡。”

　　德国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县，爱尔纳·德·弗里斯，91岁，生活在一栋明亮的砖砌建筑中。一个柜子上摆放着全家福，她一共有3个孩子、6个孙子。1943年，时年19岁的爱尔纳·克尔恩说服盖世太保，将她送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为何您想进入纳粹集中营呢？

　　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想让我的母亲独自面对死亡。我的父亲死于1930年，而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认为，父亲的身份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保护，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为了能离她更近一些，我中断了在科隆的大学学业，回到家乡凯撒斯劳滕。

　　一天，一位邻居来到我工作的铸造车间告诉我，我们家来了穿制服的人。我回到家时，听到隔壁屋中有人宣布驱逐犹太人的规定。我把箱子拿出来，军官说：“不，您不需要，只有您的母亲！”但是我想和母亲在一起，这样也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我想：两三个月后我也会被送进集中营，甚至可能更早。所以我说：“您让我和我的母亲一起走吧！”他说：“不，不，不，这不行！”最后一刻他才说：“上来吧，但是只能到萨尔布吕肯！”

　　在前往萨尔布吕肯的途中我一直试图改变他的主意，坐在我旁边的母亲泪流满面地说：“停下来！别说了！你知道，在家里待着的每个月都可能救你的命！”在萨尔布吕肯，那位军官对集中营入口处的看守说：“这是这位母亲的入狱证明，她女儿的我明天带过来。”我可以和母亲待在一起了，可她无比绝望。

　　第二天，我被叫到一个名叫左勒的盖世太保那里。他问：“您想和您的母亲在一起？”我说：“是的。”他说：“您的母亲会进奥斯维辛。”我非常难过，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奥斯维辛意味着什么。那之前我悄悄收听BBC广播，知道原本用来运送牲畜现在却装满犹太人的火车。他再次问我：“所以说，您想和您的母亲在一起？”我说：“我的母亲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说：“如果不这样，您可不是个好孩子。”这是多么充满挖苦意味的话语！他明明知道，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都会失去生命！

　　在奥斯维辛纹身时，我们还被骂了。我本来应该在母亲前面纹，也许是因为名字的字母顺序，我的母亲珍妮特首字母是J，而我是E。这样我得到了原本属于我母亲的号码50462，而她得到了我的。今天我已经无法直视这些数字了，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伤疤。有些人会让人去掉这些伤疤，对此我无法理解。这不是我的耻辱，而是给我纹身的人的耻辱。

　　一天，一名医生进来挑选哪些人能干活，哪些人不能。我的双腿都化脓了。我们可以穿着套头衫，其他衣服都必须脱下举到头顶，从医生面前走过。我的母亲在我前面10到15米，没有注意到我被挑了出来，她必须继续往前走。在她转身之时，我已经被带到第25区——死亡区了。

　　我们不再得到食物，也不允许去厕所。我们知道，第二天就是毒气日了。女人们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如果她们还有的话，挠破自己的皮肤，而我在祈祷：“我想活下去，还想再次看到太阳升起，但是我也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天，我们全身赤裸着，女人们惨遭毒打。突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号码！那个党卫队军官将我胳膊上的数字和卡片上的相对应，对我说：“你还真是出奇幸运！”作为“一级杂种”（指其母亲为犹太人，父亲不是犹太人），我被安排前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西门子的电话机和麦克风军备车间工作。

　　但是我还想和母亲道别。她很高兴我走出了奥斯维辛。我们站在集中营的一条街道上，她瘦得不成样子。我们彼此道别，知道以后再也不可能相见了。具体该怎么做？肯定不能说“再见”。我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们都止不住眼泪，互相拥抱、亲吻。最后她和我说：“你会活下来的，你要告诉人们，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1943年11月8日，我的母亲去世了。

　　几乎每天，我都会想起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我的心中并没有恨，一个有恨的人会毁掉自己。我热爱生活，它是一份礼物。那时我自愿进入了奥斯维辛，对此我从未后悔。如果当时我让母亲独自被车运走，我一生都不会安心。

　　“他站在那里。我想：天哪，你还活着！”

　　美国牛顿市，安娜·阿柏特尔和伊茨·阿柏特尔，两人都已89岁，已经结婚68年。他们坐在可以欣赏查尔斯河秀丽风光的单户住宅中。述说的主要是他，因为他的妻子说，他讲得更好。他们俩都进过奥斯维辛集中营。

　　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伊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犹太人居住区里。1942年10月，波兰城市斯塔拉霍维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解散，我们被带到临近的一个集中营中。

　　安娜：我生活在一个关押女人的集中营中，伊茨在一个男人集中营，两个集中营中间被栅栏隔开，但是两边的人在守卫不注意时可以互相传递几句话。当时我正在厨房工作，一个女孩走过来对我说：“栅栏边有个男人想和你说话。”于是我走了出去，那是伊茨的哥哥，他说：“你认识司鲁勒克（那时他叫司鲁勒克，她叫嘉卡，他们在流亡至美国后才改名为伊茨和安娜）吧？他生病了，也许你可以帮助他。你能从厨房弄点吃的吗？土豆、面包，什么都可以。”

　　伊茨：她就真的偷了一些食物，从铁丝栅栏下推过来。我的哥哥取得了食物。我想，如果没有这些吃的，我肯定已经死了。我欠她的。1944年6月，我被送到奥斯维辛，在那里又遇到了安娜。那时我是下水道清洁工，负责清洁厕所。我们将一个大桶放在一辆车上，桶里有一根长长的木棍。粪便装入里面后，我们就像马一样拉着车，将之作为肥料洒在农田上。奥斯维辛到处都有厕所，因此我们在女人营、火葬场、吉普赛营和家庭营来来回回，其他劳动小分队总是有德国守卫盯着，但是我们做的活味儿太难闻了，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无人仔细监视。火葬场有不少食物，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带出去？我们将一根金属线绑在桶内，在我们计划带出点什么时，就把食物挂在这根金属线上。我们会被监视，但是没有人会往桶内看，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在粪桶里藏吃的。虽然食物被我们包得好好的，但是拿出来之后还是会散发恶臭。在安娜的小分队集合去工作时，我有时能看到她，甚至互相喊几句话。有次，当我们来到女人营时，安娜大喊：“我需要一双鞋。”于是我来到如同房子一样高的几座“鞋山”前面，我没有太多时间慢慢挑选，但是好在它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党卫队对即将进入毒气室的犹太人说，他们必须叠好衣服，用鞋带将两只鞋绑在一起。我从中为安娜拿出了一双。

　　安娜：那是一双黑色的鞋子，就是我的祖父平时穿的那种。

　　伊茨：那里都是好鞋子。在被带走前，人们都穿上了他们最好的鞋子。当我把鞋子带过来时，安娜没有说：“咦，它们真臭啊！”我也为她带来面包。我们的车开过的时候，我会飞快跑到她的木板床边，把面包放在她的草褥上，然后离开。我当然知道，如果没人看着，那块面包在5分钟之内就会被别人吃掉。因此我也得给内勤人员带点什么。

　　安娜：晚上内勤人员对我说：“你的面包又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鞋子也到了。

　　伊茨：直到1945年4月，我才再次见到安娜。恢复自由后，我生活在斯图加特的一个安置营中。那里的一个女孩问我：“你认识一位来自斯塔拉霍维斯的嘉卡吗？她还活着，在贝尔根·贝尔森。”我骑着一辆摩托车去了贝尔根·贝尔森安置营，那里曾是一个大集中营。

　　安娜：那时我们5人住在一个屋，那里曾是纳粹士兵住的地方。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敲响我们的房门，看到他时，我想：“天哪，你还活着！”

　　伊茨：我问她：“你不想和我出去转转吗？”她说：“我想啊，但是我们这里有5个女孩，只有一双鞋。今天没有轮到我穿鞋。”所以我得先请求其他人把鞋子脱下来，这样我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兜风。

　　安娜：其他几个女孩对我说：小心一点，他是个浪荡公子。

　　伊茨：是的，他们想说服安娜不和我走。“他只会利用你，然后抛弃你。”她们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和我一起走了。68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

　　“我们把尸体拖到焚尸炉边，然后倾倒下去。”

　　美国，莫里斯·克塞尔曼，88岁，曾在奥斯维辛的特遣队工作。它由犹太囚徒构成，被迫负责谋杀的准备工作，劫掠并焚烧尸体。直到今天他仍每晚忍受着噩梦的侵袭。他的妻子和几乎所有朋友都进过集中营。晚上他们坐在一起闲聊时，话题总会落在那段在集中营生活的日子上。他说，他的3个儿子小时候总是用床单罩住头，不想听那些悲惨的故事。

　　您是怎么进入特遣队的呢？

　　当有大批匈牙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奥斯维辛之时，特遣队很快扩充了规模，从原来的200来人增加到了约800人。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选中我的。那是1944年4月，我已在奥斯维辛待了一年。我们隔着栅栏和特遣队的人说话，因此我们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将我们带到一个释放毒气的小屋中，让我们把尸体装上手推车，步行约400米来到一个焚尸炉边，将尸体倾倒进去。接连两天都是如此，毫无中断。最糟糕的是孩子们，他们根本就没被送去毒气室。一旦他们大喊大叫，党卫队为了“保持安静”，就直接把他们抓住活生生地扔进了焚尸炉。那时的我根本无法思考，我只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忙碌，脑海中时刻回荡着同样的话语：这里，你是永远也出不去了，永远。

　　不久我被划分到二号火葬场工作。我们就睡在焚尸炉房之上的一个房间里，三四个人睡着上下铺。领班派我去打扫党卫军官的办公室，因为我是年纪最小的，当时才17岁。最后我对那些军官非常熟悉了，但仍不敢经常和他们说话。有次一个军官问我可否帮他买瓶威士忌——这可以从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平民处买到。我问他，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在这里做的事情。“不，他们不知道。”他说。

　　我看到了运输犹太囚犯的车开来的过程。在匈牙利犹太人到来之前，党卫军将铁轨一直修到了火葬场前。由于必须清扫2号和3号两个火葬场的办公室，我的手臂上绑了一根红带子，以便在这片区域自由进出。我看到，那些受害者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必须脱掉衣服，不久一辆载重汽车开来运走他们脱下的衣服。我在特遣队的朋友们必须将尸体装入电梯，上行送达焚尸炉，将它们按顺序4个4个地摆好。大部分工作都没有明确分工，只有炉子边始终站着同一个人。我们叫他“牙医”，因为他会将尸体嘴中的金牙敲下来，放进党卫军办公室窗户前的大箱子里。

　　事先，我对特遣队的起义毫不知情。突然来了一大群党卫军，将我们赶到地下室中。我们在那里蹲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得知，是有人试图逃走，但是一个都没有逃掉。这之后，他们将我们中的400多人杀害了，这也是因为运输车不再驶来，他们不再需要一个多达800人的特遣队。

　　慢慢的，特遣队只剩下200人了，其中一部分人在5号火葬场工作，这也是唯一一个直到最后都在运转的火葬场。后来，党卫军将我们迁移到比尔克瑙集中营，让我们每天早上都进火葬场拆焚尸炉的门，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还能使唤我们做些什么。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都是这样。

　　一天早上，一名囚徒走了进来，说他担心党卫军马上就要处理掉特遣队：“你们要争取和其他人混在一起！”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领班让我们回到奥斯维辛主营地，我本该留在比尔克瑙的，这样俄罗斯人就可以解放我了。但我当时太害怕了。到达主营地后，党卫军又让我们长途步行了27天。当我们最终到达毛特豪森集中营时，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认识的一个党卫军军官说：“你们中有谁在特遣队工作过？我有好工作给你们做。”没有一个人承认。

　　“早上，一位拉比法师（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唱着一曲《卡迪什》，为死者祈祷。”

　　波兰华沙，佐菲亚·珀斯麦斯茨，90岁，在讲述时总在波兰语、俄语和德语中切换。在她家的客厅中挂着一张马希连·国柏神父的画像，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此外还挂着约翰·保罗二世教宗和现任教宗方济各的画像。她将于一周后谒见方济各教宗。珀斯麦斯茨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她被送往奥斯维辛，是因为党卫军认为她是反纳粹抵抗分子。

　　您原谅折磨您的人了吗？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会原谅那些请求原谅、希望被原谅的人，但绝不原谅希特勒和那些强迫别人成为刽子手的人。不久前我参加了奥斯维辛的一次国际青少年见面活动，一个年轻的德国女孩来到我面前，请求我原谅。我说：“谢谢你来到这里，想了解这一切。但是你没有做错什么，不需要我的原谅。”她大概18岁，和我被逮捕时一样大。

　　1939年德国人进军波兰克拉科夫时，关掉了所有高中，所有波兰年轻人都必须在劳动局登记。我获得了在一家德国俱乐部做服务员的工作。同时我还悄悄去一家私人住宅中上课，那当然是非法的。我班上的几个男生和反纳粹组织有接触。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将无法从官方媒体得知的前线消息告诉我们，而且分发传单。

　　1942年4月15日，我和4个同学提前到达了上课地点。如果到了上课时间，我们应该是20人。盖世太保来了，我们5个人被捕。我不知道那4个同学后来怎么样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1942年6月，我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心中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看到了大门上的题字“劳动使人自由”。我想：如果我好好劳动，就能重获自由，毕竟我并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比如拥有武器或是收音机，而且之前我在俱乐部工作得很好。

　　1943年，我成为奥斯维辛会计处的抄写员。一天，负责监视我的监工安丽斯·弗兰茨让一个囚徒教我工作流程。他叫塔德伊思茨，对我来说他就像精神导师一样。塔德伊思茨送了我一块银做的雕饰牌，正面是耶稣像，背面写着“Oswiecim 1943”。他在将囚犯身上的金银回收、为党卫军进行再加工的一家首饰店里得到了它，那里秘密生产如同这块雕饰牌一样的艺术品。

　　我一般把它藏在床下，有时也放在鞋子里面。它是我的护身符。后来塔德伊思茨被枪杀了，而我将这块雕饰牌保留至今。塔德伊思茨死后，监工弗兰茨对我说：“我为这家伙感到遗憾。”她是真心的。

　　从奥斯维辛出来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一次我来到游客众多的巴黎协和广场，突然听到有人喊：“艾丽卡，来！我们要走了！”这熟悉的尖细声音立即让我想起了弗兰茨。但是我害怕看过去。她又叫了一声，我鼓起勇气转过身，却发现不是她。如果是她，我该做些什么？弗兰茨从奥斯维辛出来后从没被逮捕。如果她被捕了，他们让我做证人，我会重复她在集中营的话：“我为这家伙感到遗憾。”就为这句话，我愿意为她辩护。

　　一天晚上，我在一阵歌声中醒来，它从窗外传来，我走了出去。一些人躺在草地上好像在睡觉，一个男人正在唱歌。他是一位拉比法师，唱着一曲为死者祈祷的《卡迪什》。我突然泪如雨下。

　　在奥斯维辛待了两年半后，我迎来了解放，和20来个女人一起回到家乡。到家两个星期后，我和母亲又去了一趟奥斯维辛。她想看看我在那里住得怎么样，“住”这个词让我心头一震。整个营地空空荡荡。我的母亲问我：“你们就是睡在这些抽屉里面的？”然后她就不想知道其他的细节了。我们再次回到家中后，她说：“你必须忘掉这一切。”然而，奥斯维辛却成为了我一生的梦魇，从未离开过。

　　苏珊娜·拜尔、马尔汀·多瑞等/文 夏绪志、南之瑉/编译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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