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与赎

　　萨尔瓦多流亡潮

　　乔治·曼德里（曼特罗），匈牙利-瑞士-萨尔瓦多，1901-1992

　　乔治·曼德里是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人，犹太人之子，成功的金融家。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一家纺织厂，1939年任东欧驻萨尔瓦多（中美洲国家，长期被西班牙统治）大使。曼德里从未到过中美洲也不懂西班牙语，但在此前的几年时间内成功地促进了萨尔瓦多的武器贸易，并因此结识了萨尔瓦多外交官何赛·阿尔杜拉，后者推举曼德里为外交官候选人。1942年曼德里携家眷离开匈牙利，时任日内瓦驻萨尔瓦多总领事何赛·阿尔杜拉任命他为领事馆首席秘书。曼德里改姓曼特罗，成为瑞士驻萨尔瓦多官居第二位的外交代表。

　　中美洲护照在当时的瑞士黑市十分抢手，纳粹不迫害持有这些国家护照的犹太人，因为大量德国人流亡到中南美，而德国担心难民潮回流。南美护照，即使是假护照，价格都很昂贵，却是避免进入集中营的最可靠保障，为了帮助犹太人，曼德里利用职务之便，开始瞒着萨尔瓦多当局免费向犹太人发放萨尔瓦多护照。最初护照只能寄到瑞士，后来曼德里利用外交便利自己出钱打通关系，使波兰、荷兰和法国也能收到这些护照。两年之内，4万欧洲犹太人得到萨尔瓦多国籍证明，这引起了纳粹的怀疑，面对官方质询，日内瓦领事馆总是回复说，没有问题，欧洲境内确实有一股萨尔瓦多流亡大潮。

　　1944年在曼德里的安排下，犹太人于集中营内被大规模屠杀的第一份书面证据（两名囚徒从奥斯维辛逃脱后的口述）昭然天下，曼德里将口述材料印刷上百份，在瑞士境内散发，各国活动家、神甫、记者、美英两国的官方代表均收到了这份材料。第二天，瑞士180家报社一齐发文呼吁停止杀戮，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敦促匈牙利摄政王米克罗什·霍尔蒂阻止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富兰克林·罗斯福威胁说要炸掉通往集中营的铁路。整个欧洲都知道德国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与此同时曼德里获悉，由于寄往布达佩斯的萨尔瓦多护照迟到了几天，他的父母已经被送进奥斯维辛。

　　地下组织“热戈塔”

　　伊雷娜·森德勒，波兰，1910-2008

　　战争伊始，伊雷娜是华沙卫生管理局的护士，华沙建立犹太区之后，她常跟卫检部门一起去那里。犹太区内几乎没有食物和药品，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死亡率很高。伊雷娜很快就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在这种条件下去医治病人，而是帮助他们逃脱。她跟波兰反对派朋友一起，研究设计了穿过犹太区毗邻房屋和下水道的出逃路线，并为他们提供虚假的身份证明。

　　1942年一半波兰人（28万）被送进特雷布林卡灭绝营，波兰成立了援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热戈塔”，伊雷娜在该组织中负责儿童救援工作，她将孩子们藏在垃圾箱、运尸柜和救护车的箱子、麻袋内运出犹太区，陪同伊雷娜的司机带着一条狗，训练它在进出犹太区门口时吠叫，以掩盖孩子们的哭声。伊雷娜记下所有孩子的姓名和新住址，打算在战后将他们送回各自的家庭，她把名单放进瓶子，埋在朋友家的花园里。1943年，伊雷娜被捕，遭到严刑拷问，双腿被打断，但是她没有说出其他“热戈塔”成员的名字，也没有供出藏匿孩子的人。伊雷娜被判死刑，幸运的是，反对派成员将她救出。战后她挖出名单，才知道被救的2500名孩子的父母大多已死于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以兄之名

　　阿尔贝特·戈林，奥地利，1895-1966

　　阿尔贝特·戈林是一位天才工程师，有名的花花公子，第三帝国元帅兼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的弟弟。纳粹掌权后，阿尔贝特迁居维也纳，不久就加入奥地利国籍，希望与纳粹党划清界限。1938年德国强吞奥地利，犹太人在维也纳的商店纷纷被阿尔贝特的同胞捣毁，阿尔贝特从此踏上了与纳粹孤军奋战的道路，并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幸运的是，赫尔曼·戈林将血缘关系置于纳粹纪律之上，多次帮助阿尔贝特脱离险境（盖世太保曾四次企图逮捕阿尔贝特），有时也在阿尔贝特的请求下救助别人，就这样阿尔贝特救出了作曲家弗朗兹·莱哈尔的妻子，从达豪集中营救出了前奥地利大公约瑟夫·费迪南。阿尔贝特无法长期依赖哥哥的直接帮助，他想到了利用自己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各种信件上一概签上“戈林”的名字。出于对这个姓氏的恐惧，大多数请求被获准。战争后期，纳粹紧急消灭集中营里的囚犯，住在布拉格的阿尔贝特积极与当地反对派合作，组织了一个小型卡车队，直接开进60公里外的特雷津集中营。他报上自己的姓氏，声称工厂里需要人手，守卫和集中营长官只得乖乖地对囚徒放行，直到把汽车装满。离开集中营后，阿尔贝特释放了所有人。战争期间阿尔贝特·戈林救出数十人（他在后来的审讯中回忆有34个）。1947年，阿尔贝特被盟军逮捕，在狱中待了两年。莱哈尔的外甥将他救出，尽管良心清白，但曾几何时挽救无数性命的姓氏却成为他遭人唾弃的理由。1966年，阿尔贝特在孤独和穷困中离世。

　　14天大营救

　　乔治·费尔南·杜克维茨，德国-丹麦-瑞士，1904-1973

　　所有丹麦犹太人的获救都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纳粹党员，前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特工，雅利安人乔治·费尔南·杜克维茨。杜克维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父兄，是被迫与凡尔赛和约妥协并热切盼望德国复兴的一代。由于相信纳粹党会使德国重归强大，杜克维茨于1932年入党。纳粹掌权之前，杜克维茨担任外交部商业顾问，是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专家。由于目睹了帝国官僚的强权势力、党内政治的军国主义以及“长刀之夜”事件，1935年杜克维茨离开外交部，并在辞职信中表达了对纳粹的失望情绪，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事端，他没有完全脱离纳粹队伍。

　　1940年德国入侵丹麦，杜克维茨重回外交岗位，这一时期他虽不是德意志的敌人，却从内心反对它。他仍然相信大德国的复兴梦，仍像从前那样亲近纳粹思想，但是他认为纳粹所做的一切将给德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即使战争结束全世界也不会原谅他们犯下的罪行。于是，他回到丹麦，作为一名外交官，第三帝国的代表，尽其所能地为德意志占领下的丹麦人创造有利条件。

　　1943年9月，柏林通过将丹麦犹太人关进集中营的决议，并计划于10月初实施，得知这一消息后，杜克维茨写道：“如果在丹麦执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后果将不堪设想。”

　　杜克维茨仅有几个星期时间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和外交便利来拯救8000丹麦犹太人。他跟中立国瑞典首相秘密会谈，希望将丹麦犹太人渡运到那里，由于担心与第三帝国的关系恶化，会谈没有成功，但是杜克维茨成功说服瑞典以非官方形式接收犹太人。随后，他设法找到足够数量的渔船，并动用关系使它们免于德国巡视船的检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几乎所有丹麦犹太人全部乘渡船到达瑞典，剩下的被关进捷克境内的特雷津集中营，纳粹将那里作为向各国观察员展示对囚徒人道主义对待的“橱窗”，大屠杀期间，500名被关押的丹麦犹太人有449人逃过此劫。

　　每个孩子50英镑

　　尼古拉斯·温顿，捷克斯洛伐克-英国，1909年5月19日出生

　　1938年，股票经纪人尼古拉斯·温顿准备跟自己的校友马尔金·布列伊克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庆祝圣诞节，出发前几天，布列伊克打电话要他到布拉格：“需要你帮忙，别带雪橇来”。当时数千名捷克、奥地利和德国犹太人从纳粹占领的苏台德地区涌入布拉格，布列伊克在英国政府成立的捷克难民事务委员会任职，希望温顿协助委员会将难民转移到英国。到达布拉格后，温顿发现难民被分成犹太人、共产党人、捷克人和天主教徒等几个小组，每组都有专人负责，唯独没人照顾那些孤儿，没人去管他们的父母是谁。原来，由于转移过程漫长，这些孩子将被交给其他家庭。

　　当时，德国和奥地利成立了由英国政府支持的儿童运输计划（Kindertransport），按照该计划，各国慈善机构将把犹太儿童送往英国的收养家庭。温顿想让自己负责的孩子也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但被告知资金不足，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温顿奔走于各国使馆寻求帮助，然而除瑞典接收了20名儿童外，只有英国同意加入该计划，但在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大屠杀后，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要求每名难童要有50英镑旅费才行（现市价2500英镑）。温顿只得离开布拉格返回伦敦，为孩子们寻找未来的监护人并筹措资金。从1939年3月起，9个月的时间内共有8批犹太儿童进入英国。年仅30岁的温顿成功解救了669名儿童。2014年5月被救儿童中的一些人为他庆祝了105岁生日。据英国《卫报》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有6000多人因尼古拉斯·温顿的救助而幸存下来。

　　超额使命

　　瓦利安·弗拉伊，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1907-1967

　　瓦利安·弗拉伊是哈佛大学毕业生，通讯社编辑，喜爱名酒和古希腊文学，业余时间热衷于研究鸟类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一个最不可能当英雄的人。然而，正是这个人，在1940年从纽约来到马赛，挽救了欧洲的知识分子。他随身带着3000美元和应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个人请求由美国国务院签发的200份签证。此次营救行动的发起者是欧洲拯救知识分子特别委员会，签证名单中的人包括托马斯·曼（德国小说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朱丽·罗曼（法国作家、诗人）、阿尔弗莱德·巴尔（美国艺术史学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位经理）以及其他文学家、音乐家和欧洲艺术家，都是盖世太保在占领巴黎后宣布搜捕的对象。

　　分发完200份签证后，弗拉伊试图说服马赛的美国领事馆与其合作，但是华盛顿官方既不打算公然与维希政府（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对抗，也不希望增加欧洲难民的数量，以免掀起国内的反犹浪潮。美国外交使团中唯一愿意帮助弗拉伊的人是副领事哈里·宾厄姆，他冒着被捕和失去外交护照的危险，瞒着上司签发了1500份美国签证，还将难民藏在自己家中。宾厄姆的办法用尽之后，弗拉伊就跟助手一起发放其他国家签证，走投无路之际，弗拉伊又与一位来自维也纳的难民画家商谈，请他绘制伪造的证件。弗拉伊团队不遗余力地拯救犹太人，包括假借退伍军人身份向非洲在法国的殖民地运送犹太人，组织他们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从那里通过秘密路线到达中立国葡萄牙。

　　弗拉伊本人的护照早已过期，维希警察到处搜捕他，最终将他遣送出境。在马赛的13个月内，弗拉伊共救出4000人，包括马克·夏卡尔（出身俄国犹太家庭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和汉娜·阿伦特（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

　　领事签章

　　杉原千亩，立陶宛-苏联-日本，1900-1986

　　1939年欧洲战争一触即发，为了掌握苏联和德国军队的调动路线，日本天皇政府率先向立陶宛派驻领事。他就是杉原千亩，出色的日本外交家，热爱英国文学，在哈尔滨娶俄罗斯移民为妻后，改信东正教。杉原千亩到达当时的立陶宛首都考纳斯后不久，大批波兰人和犹太人从纳粹占领的波兰涌入考纳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需要找到新的避难所。

　　犹太社团与荷兰大使馆达成协议，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可以接收立陶宛难民，不要求入境签证，但是路线要经过苏联和日本，而苏联当局禁止没有日本签证的难民过境。日本领事馆被犹太人、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团团包围，这时苏联要求所有外国外交官撤离立陶宛。

　　杉原千亩争取到在考纳斯停留一个月的机会，他不顾日本外务省反对，和妻子一起留在大使馆向犹太人发放日本签证。他们连续18小时手工编写文件，官方表格用完后，就用普通的信纸编制过境签证，发放给每个家庭。最后一批签证发出时，杉原千亩已经坐在火车上。列车开动时，他从窗口将签证章扔到站台上。1947年，杉原千亩和家人在苏联收容所被关押一年，回到日本后，外务省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为由解除其外交官之职。杉原千亩共救出6000余人。

　　伤寒隔离

　　叶夫盖尼乌什·拉佐夫斯基，波兰，1913-2006

　　1942年医学教授叶夫盖尼乌什·拉佐夫斯基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拉斯瓦多夫城，在红十字会分部工作。他在波兰医用军车上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军车被纳粹空军炸毁），是波兰地下党成员，曾被德军俘虏，逃出后他认识到做一名医生比当反对派成员用处更大。拉佐夫斯基在拉斯瓦多夫的家紧挨着犹太区，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夜潜入区内为犹太人治病，但这却无法避免犹太人被关进死亡集中营的命运。拉佐夫斯基知道纳粹惧怕传染病，于是跟同事商量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谋，那就是设法让附近的12个村庄因传染病蔓延而隔离。拉佐夫斯基决定人为制造伤寒传染的假象，即向人体内注射伤寒病菌，这种病菌不引起机体损伤，却会在化验时得出感染伤寒的结果。

　　由于纳粹会杀掉患病的犹太人，他们就在波兰人身上注射病菌，患者是否感染伤寒的诊断要由第三帝国在柏林的卫生管理部门确认，为了不引起怀疑，拉佐夫斯基跟同事定期将自己的病人送到周边其他医生处，就这样，拉斯瓦多夫附近的12个村庄都成了疫区，被关闭隔离，直到1944年苏联军队到来。拉佐夫斯基制造的假传染使包括波兰人和犹太人在内的8000人逃脱了被送进劳动营和集中营的厄运。

　　尼基塔·萨尔达多夫/文 半文/译

　　[译自俄罗斯《周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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