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荷兰安乐死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同性恋及安乐死同时合法化的国家，荷兰一度被世人称为“最宽容的国度”。虽然在这个郁金香王国，安乐死帮患者免于遭受病痛的折磨，但其引发的道德质疑和争议却从未停止过。

　　有尊严地死去

　　我和外婆最后的几张合照中，有一张是她头上系着绷带，正在用拳头教训我。这照片是别人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疗养院中趁我不注意时偷拍的，那时外婆已经91岁了。2013年6月，外婆不小心从轮椅上摔下来，头撞到地上，这一意外导致她骨盆骨折。而在去世前一年，她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最终严重到必须依靠疗养院护士的帮助才能行走。虽然外婆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她一直坚持靠自己起床。护工为避免发生意外为外婆注射了镇静剂，可母亲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终于，外婆对母亲说她不愿意再这样痛苦地活下去，已经做好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但在乔治亚州，医生帮助病人自杀（doctor-assisted suicide，通常称为“辅助自杀”）是违法的。

　　去年1月，我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旅行时遇见了65岁的韦利森，她告诉我她绝不会像我的外婆那样，依靠着别人穿衣、吃饭、走路。即使自己有视觉或听力障碍、得了痴呆症，“我还是希望能借自己的力量活下去”，韦利森说道。韦利森是一个和蔼、豁达的生物学家。1997年她的丈夫在被诊断为肠癌之后，他们签署了一份“尊严死亡”委任状。他们并不希望长期以一种不自然、不自由的状态生活，想要自己决定何时归去。

　　虽然韦利森的丈夫没能挨过两次肠肿瘤摘除手术，最终于2004年过世，但韦利森却把他称为是“幸运儿”，因为他并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她为了说服医生放弃抢救丈夫，把“尊严死亡”的委任状交给了医生。“医生们都认为‘尽力抢救您的丈夫是我们的义务’，但我和丈夫都并不希望如此。”韦利森说道。

　　如果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一天，韦利森希望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接受安乐死。如今在荷兰，安乐死现象十分普遍。最新资料显示，2013年有4829名荷兰人在医生的帮助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每28个过世的荷兰人中就有一个是安乐死，比2002年增加了3倍。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90%的荷兰人支持安乐死。

　　在荷兰，当患者选择辅助自杀时，并不必让医生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已进入疾病末期，只要成功说服两名医生“自己已病入膏肓”、“无法坚持下去”，就可以接受安乐死。而且“无法坚持下去”所代指的范围每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肌肉萎缩症、多发性硬化症、忧郁症、自闭症等患者都可以在荷兰选择安乐死。

　　但鲜为人知的是，早些时候，安乐死在荷兰实属违法行为，帮助别人实行安乐死将被依法判处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政府几乎不处理任何与安乐死、大麻相关的案件。荷兰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掌控自己生死的权利，政府尊重民众的这一看法，因此默许了安乐死的行为。自2002年起，安乐死正式被划出需要判刑的名单。

　　2005年荷兰议会又细化了安乐死的相关法律条款，允许婴儿和未成年人实施安乐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孕妇在孕期内就及时进行超声波测试，查看胎儿的健康状况，及早做出是否需要流产的决定，所以婴儿安乐死的事件有所减少。12-15岁的青少年在得到父母的许可后也可以请求辅助自杀。儿科医生爱德华·沃哈根参与了婴儿安乐死的法律制定，他认为法律的受众应该继续扩大、条款应更加细化，12岁以下青少年都应有权接受安乐死。

　　目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只有卢森堡、比利时、瑞士，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佛蒙特州，以及今年2月才刚刚宣布废除“安乐死禁令”的加拿大。瑞士早在1942年就允许“辅助自杀”，法国的权威医疗机构正在商议如何制定“辅助自杀法”，美国新墨西哥和蒙大拿州的法律中明文规定允许医生给病人使用终止生命的药物。

　　争议不断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个人自由，安乐死在全球范围内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宗教界人士、伦理学者、残障人士等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虽然在医生的帮助下，辅助自杀可以减少患者的病痛，但也非常有可能令这些弱势群体陷入危险的境地，尤其是老人和残疾人。

　　荷兰坎彭神学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泰奥·保尔表示：“我也非常赞同自由的重要性，但安乐死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忍耐力、百分百的努力等和自由有着等同价值的东西，人类应该继续寻找可以减轻疼痛的方法，自杀直接终结了人的自由。”

　　大多数医生认为安乐死违反了医疗伦理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医护人员上岗前的宣誓词），将患者推上了一条不可回头的路。但是荷兰医生贝德兰·西泽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医生的这种心理负担会慢慢减轻。他在33年的从医生涯中帮助过数十名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一次采访中他表示，最初几年一直沉浸在安乐死带来的负面情绪中，精神压力非常大。“这些我曾经治疗过的病患一旦决定安乐死就再也无法反悔，因此我当时非常害怕，”西泽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随着时间流逝，他心中的不安和苦恼也慢慢减少。西泽可以越来越平静地在将致命剂量的静脉麻醉药注入到患者体内后，再注入肌肉松弛剂。因为他知道他正在减少患者的痛苦，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西泽总要在患者那儿听到合理的理由后才会帮助患者执行安乐死。他最后一个辅助自杀的对象是一位在荷兰生活了15年的美国人。这位美国人已是78岁的高龄，长期饱受着脑溢血的痛苦，几乎无法行走和说话。他的妻子在一年前离世，因此当第一次向西泽申请安乐死时，西泽以“我不能接受仅因为妻子离世十分悲伤就选择安乐死”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8个月后，这位患者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无法直立行走，甚至是大小便失禁的程度，康复的希望十分渺茫。当这位病人再次申请安乐死时，西泽认为如今已经有了合理的理由，于是便帮助这位患者实施了安乐死。

　　在荷兰，医生也会碰到后悔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在为一位55岁患有肺癌的男性患者实施安乐死后，西泽感到懊悔不已。在这位患者去世几年前，其主治医生劝他不要自杀，然而却又想不出更好的治疗方案。他最终向西泽求助安乐死只是出于对主治医生的报复。在接受安乐死时，西泽从患者的脸上看不到从容的微笑，只有满脸的苦涩和愤怒。

　　2002年荷兰政府修改完善了安乐死的相关法律。在之后的几年里，安乐死事件的数量一度激增，从2007年起以每年15%的速率增长。但事实上，安乐死在此前数十年间都是被默认允许实施的，因此荷兰人选择安乐死或许另有他因。

　　伦理学教授泰奥·保尔认为，对安乐死的公开宣传在安乐死事件数量的增加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荷兰记者格伯特·雷欧在过去10年中调查了许多正面报道安乐死的纪录片，他惊讶地发现，虽然这些纪录片都提及了安乐死，但却忽略了安乐死的负面作用。“纪录片对观众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从安乐死的正面报道中只看到安乐死的好处，却没有了解其危险性，这样的观点极具传染性，一传十，十传百，整个社会就会改变对安乐死的态度。”保尔教授解释道。

　　在荷兰，安乐死对患者的条件限定越来越宽泛，早期接受安乐死的人多为重症晚期患者，而现在几乎是只要病人因为病痛感到精疲力尽，希望通过死亡得以解脱，就可以向医生请求实施安乐死。保尔教授认为：“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是重症晚期患者，需要依靠另一方的照顾才能生活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不愿意独自生活下去。”保尔教授在对500件安乐死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有10%的人都提到了“孤单”这个词。数据统计的结果也验证了保尔教授的想法。在荷兰，从忧郁症到精神分裂症，因各种精神疾病无法坚持生活下去而选择向医生请求安乐死的患者在2012年有13名，2013年上升至44名。选择安乐死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也从2012年的43名上升至2013年的93名。保尔教授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可怕，“荷兰已经进入了不可控制的状态”。

　　安乐死的反对者们认为，在安乐死的问题上，如果只考虑到那些决心要实施安乐死的少数人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部分人为了获得医生的安乐死许可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国际安乐死及辅助自杀工作组顾问韦斯利·史密斯认为，最大的风险在于人们试图忘记痛苦的意义。史密斯在采访中表示：“现在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病痛有时是绝对无法承受的，是人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应避免遭受病痛，这和‘缓解痛苦’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今天的人类不想忍受一丝病痛之苦。”

　　经济因素也是安乐死倍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包括荷兰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预计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全世界老年人数量将会增长30%-40%。安乐死的反对者们认为，安乐死对于老年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提案，或将在无意中一点点加快老人的死亡率。

　　同时，反对者们还提出，辅助自杀的死亡责任归属也是个难题。在荷兰，医生必须要在安乐死死者的死亡证明上签字并通报给检察官，然后由医生、律师、伦理学家组成地域安乐死审议委员会对此次死亡做出讨论。但是这样的审议是在安乐死对象死后进行的，因此审议委员会难以判断医生是否故意杀人。2002年以来，审议委员会共判定了5起非法安乐死的案件，但没有一位医生受到处罚。

　　反对者们认为，选择安乐死的患者中有很多人是因医疗机构不负责任、自己的负罪感、家人或护工的虐待而被迫选择安乐死。反对者代表库尔曼表示：“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帮助那些想要安乐死的人，帮助他们继续活下去。每个人都该被温柔以待。”在《人终有一死：医学和临终前重要的事》的作者阿图·葛文德看来，荷兰的安乐死模式是失败的，安乐死的真正目的是“为便于生，而非利于死”，可是荷兰却仿佛忘记了这一点。荷兰在“安宁护理（palliative care，即为重症晚期患者缓解痛苦和劳累的疗法）”项目的开发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原因正在于其深入人心的安乐死系统。

　　库尔曼58岁时曾两度住院，病情之重令医生担心她会一时想不开，放弃自己的生命。要强的库尔曼觉得非常不满，不愿就这样被看低，在经过治疗后，又以正式员工的身份被某公司录用。库尔曼强调，比起帮助患者自杀，医生和护士更应该为患者提供预防自杀的书籍。询问患者为什么想死时得到的回答总是非常相似的，无非是因为不满于生活要借他人之手，或是不愿成为亲人、朋友的负担。因此更应该去帮助他们好好生活下去，即使其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在外婆过世后，我曾一度沉迷于远足，这会帮我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外婆在远方某个地方好好地生活着。而母亲与我不同，听到别人说外婆是做好了离世的准备，安乐死是种解脱时，母亲会非常生气，她说：“你外婆离世前的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总会回想起和她一起听旧唱片的日子，听她讲她过去的故事，那些是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

　　母亲直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要给外婆实施安乐死，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母亲做出过很多艰难的决定，但她坚定地告诉医生：“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妈妈的。”

　　或许在未来的某天，我也不得不为我的父母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吧。

　　维斯顿·罗斯/文 倪戌冰/译

　　[译自韩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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