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记忆:普通人的暴行

  • 来源:海外文摘
  • 关键字: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
  • 发布时间:2015-05-15 08:30

  今年是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历史上,确实有少量的犹太人设法逃离了纳粹的魔掌——在诸如北伦敦的格尔德格林这样的地方安顿了下来——他们是幸运儿。然而,其他数百万犹太人仍然留在德国和欧洲德占区,面临着“系统化”的折磨和杀戮。

  在纳粹德国实行的企图灭绝犹太种族的大屠杀中,有大约600万人遭到杀害。犹太人在整个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地遭到围捕,他们不是被送到死亡集中营被毒气毒死,就是被就地枪决,或在犹太人隔离区或劳动营里遭受虐待,直至死去。

  这种大规模屠杀以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来进行。从筹划和监督运输犹太人的办公室职员,到驾驶火车的铁路工人,再到看守犹太隔离区的警察,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曾是这宗种族灭绝“行动”的一部分。这种针对犹太儿童、老人、妇女及犹太种族的灭绝式谋杀,如果没有大批普通人的“协助”,是行不通的。

  今天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普通人怎能犯下如此罪行?我们可能认为,普通民众是慑于纳粹迫害才会就范。但真相远非如此,且更加令人不安。事实上,成千上万曾与他们的犹太邻居一起生活了数十载的人们,非常愿意成为犹太人的攻击者,成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计划的帮凶。

  他们是谁?

  安东尼·萨瓦尼克,警察

  安东尼·萨瓦尼克还是个男孩时,就靠在安息日为犹太人跑腿赚钱谋生。

  1941年,他的家乡德梅杰沃(当时是波兰的一部分,现属于白俄罗斯)被纳粹德国占领。随后,他自愿加入辅助警察队伍。他所在的小队负责看守当地的犹太人隔离区。1942年9月20日,将近3000名犹太人遭到围捕和杀戮。萨瓦尼克带领负责捕杀犹太人的警察小分队,搜捕那些试图逃跑的犹太人。

  当时,像这样的警察小分队遍布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纳粹训练他们与游击队作战,并杀戮犹太人。

  赫敏·布隆斯泰勒,女看守

  赫敏·布隆斯泰勒生于奥地利,因为无法实现成为护士的梦想,而成为了一名女佣。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她开始在柏林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后又在女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干起了高薪的看守工作。

  后来,她被调到波兰集中营马伊达内克,这个集中营便是犹太人灭绝地。她与其他看守挑选着准备送往集中营毒气室的妇女儿童,成了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魔。

  战争结束时,各类集中营共雇有3500多名女看守。

  莫里斯·帕蓬,政府雇员

  莫里斯·帕蓬从一所法国名校毕业后,加入了政府行政机关,很快获得晋升。

  当纳粹德国1940年占领法国时,他保住了他的工作,在维希政府(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中任职。他负责制定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犹太人政策,并签署了一份文件,导致1600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巴黎城外的临时难民营。其中大部分人后来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残遭杀害。

  在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有成千上万个他这样的“办公桌谋杀犯”,他们组织和促成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厄姆加德·休伯,护士

  战争开始时,厄姆加德·休伯是她德国家乡的一家精神病院的护士长。

  1940年,这家医院变成了T4杀人中心。T4是纳粹的一个行动代号,在这个行动中,约7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精神及肢体残疾者被杀害。其中至少有1.4万人是在休伯所在的医院被杀害的。休伯负责掌管可以致命的注射药物,同时也参与伪造送至受害者家属的死亡证明书。许多医生、护士和管理者在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6个杀人中心效力,这些杀人中心正是东欧死亡营的试验场。

  他们如何成了大屠杀的帮凶?

  犯下恶行的普通人来自于各行各业,包括办公室职员、警察、狱警、护士,等等。

  为了弄清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必须重新回顾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20世纪早期,整个欧洲弥漫着反犹太主义思潮。在一些地方,犹太人被视为危险的外来者。在另一些地方,一些人仍然认为,犹太人应该对耶稣的死负责。

  随着德国纳粹上台执政,希特勒利用了这些情绪。他指责犹太人在一战中挖德国人的墙脚,导致德国走向可耻的失败。他还指责犹太人引发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以致千百万人失业。欧洲德占区到处是反犹宣传语:报纸头版和儿童读物中比比皆是——反犹太主义思想甚至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成了4岁孩子上课的内容。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有多少人因为这些宣传而迷失了方向。但在二战初期,犹太人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已经变成了毫无人性的种族。

  当犹太人在他们的居住地被围捕及驱逐时,只有少部分的勇敢者反对政府的误导。大部分人都在趁机占领犹太人的住所,大发横财。这些趁火打劫者包括追捕犹太人的警察及趁虚而入的犹太居民的邻居。死亡集中营为一些人提供了更多牟利的机会。曾有目击者报告,看见狱警抢走了犹太人的珠宝和财物,然后用这些东西在邻近的村庄换取酒精和性服务。那时,面对死亡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人“按部就班”,“协同作业”,被认为是促进了大屠杀事业的“功臣”。

  然而战后,这些人却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们说,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

  仅仅是服从命令?

  战后,很多参与了大屠杀的普通民众为自己辩解:除了服从命令,他们别无选择。然而,历史学家和检察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个人因为拒绝参与大屠杀而遭到死亡威胁或被投入监狱的案例。即使普通人有机会不参与其中,他们还是会继续施暴。

  1942年,后备警察101部队被派往波兰参加围捕犹太人的行动。该部队由中年男性民兵组成,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室。

  到达目的地3周后,部队被派往约瑟夫乌村,那里居住着1800余名犹太人。进村后,部队长官威廉·特拉普上校命令他的士兵去围捕村里的犹太人,因为有报告称犹太人与当地游击队有联系。开始讲话时,人们注意到他眼里的泪光。特拉普上校下令把犹太男人和妇女、儿童及老人分开,犹太男人将被送往劳动营劳动,女人、孩子和老人则被执行枪决。训话结束后,特拉普说不想参与射杀的士兵可以站到一边。而那天在场的约500名士兵,只有15人选择退出杀戮。

  接受审判

  安东尼·萨瓦尼克

  当德国即将失败的迹象越发明显时,萨瓦尼克便逃窜加入了英国军队波兰兵团,然后移民英国,把自己打扮成波兰的爱国人士。

  他当上了英国国营铁路的检票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情报局克格勃送给英国政府的一份可疑战犯的名单上,其真面目才被揭露。1991年《战争罪行法案》通过,这使得在英国起诉纳粹战犯成为可能。

  1997年,萨瓦尼克被捕。两年后,他被判犯有杀人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于2005年死于监狱。目前,他仍是迄今为止依据《战争罪行法案》遭到起诉的唯一战犯。

  赫敏·布隆斯泰勒

  赫敏·布隆斯泰勒于1946年被捕,并在奥地利法院受到审判。因在一个集中营中服务过而被判处3年徒刑。获释后,她与一名美国兵结婚,定居纽约。1963年,她成为了美国公民。几年后,她被纳粹猎手西蒙·威森塔尔追踪到,并被引渡到西德,再次接受审判。这次是因为她和其他15名看守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犯下的罪行。1982年,她以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1996年,她因健康恶化被保释。死于1999年。

  莫里斯·帕蓬

  法国解放后,许多维希政权的高官因为犯下的罪行而遭到起诉,帕蓬却没有受到调查。他继续他的公务员生涯,并在法国政府谋得了高级职位。1981年,他在大屠杀中所犯罪行的证据首次被揭露时,他还在政府部门任部长。最终,他于1997年受审,被判入狱10年。

  2002年帕蓬获释,5年后死于心脏衰竭。

  厄姆加德·休伯

  厄姆加德·休伯因为充当T4计划的帮凶而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25年有期徒刑。当时,美国起诉了许多战犯,这是美国发起的旨在清除德国和奥地利纳粹意识形态的“去纳粹化”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1949年,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批评“去纳粹化”战略,他说“虽然真正有罪的人应该被绳之以法,但是试图惩罚数百万支持纳粹的德国人的做法则显得不切实际”。此后一个大赦法案获得通过,这个法案使得许多所犯罪行“较小”的战犯得以赦免。

  1952年,厄姆加德·休伯获释,回到了她的德国老家,死于1983年。

  虽然在德国纽伦堡,一些高级的纳粹战犯遭到起诉,但在此后的审判中,许多加害人却从未被调查。由于卷入大屠杀的罪犯数量如此之大,调查工作变得十分棘手。而且,一旦冷战开始,盟国用于寻找杀人犯的时间越来越少,西德和奥地利当局也不愿意去对大量的市民进行调查。而其他一些人已经逃到南美,那里的右翼独裁政权为他们提供了庇护,还有人逃到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于他们佯装成来自于共产主义政权的难民,所以很少受到盘问。

  大屠杀还会发生吗?

  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大屠杀历史学家

  关于种族灭绝暴行是否会再次发生,我们已知的一点是:人类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杀人者本性似乎并不是大屠杀的关键因素——任何意图实施种族灭绝的政府从来不缺刽子手。

  倘若在人们的头脑里植入恐惧,或者谎称那些恶行是对一些据称是不祥的敌人的自卫行为,很容易成功煽动普通民众犯下罪行。从历史来看,我们也确实知道,大屠杀的发生不需要几个世纪的积怨或长期的敌意的累积。普通民众很容易在鼓动和怂恿下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珍妮弗·威尔士,联合国特别顾问

  国际社会目前致力于创造一种责任制文化,并与犯了种族灭绝罪行却不受惩罚的文化作斗争。那些谋划煽动或组织这些暴行的人们将深知,他们会因为此等行为被追究责任。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此等行为不再被视为一国内政,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常战争中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对于种族灭绝行为保持关注,在诸如联合国安理会等论坛上进行讨论。

  菲利普·桑德兹·QC,国际法教授

  目前的国际法系统严厉约束国家权力,但仍然未能阻止暴行的发生。不足之处在于,法律法规的执行有欠缺,而非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完善。许多国家对国际法的执行力度不够,在国际层面上尤甚。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开始着手办理一些案件,但仅限于非洲,而其他大陆上的国际犯罪依然很猖獗。

  大屠杀和暴行并不止于1945年。据我们所知,这个世界还正发生着很多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大陆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屠戮,在此期间,许多人因为恰好是某个特殊种族、宗教、部落或政治群体的成员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以致遭受灭顶之灾。今天,如果你问我,类似大屠杀的事件还会再发生吗?我的答案是:是的,还会再发生。

  娜塔莎·开普林斯基/文 吴涛/译

  [译自英国BBC网站]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