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帕克尔和密西西比 最后的人流诊所

　　威利·帕克尔是美国密西西比州最后一位仍然实施人流手术的诊所医生，被人称为“恶魔”，他工作的诊所被称为“死亡工厂”。曾经，帕克尔也认为人流是一种死罪，然而最终他决定不顾死亡的威胁，帮助那些无助的女人们。

　　威利·帕克尔坐在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的参议院大厅中，突然有人问他，他已经结束了多少还未成熟的生命。帕克尔穿着深色西装和白衬衫，扎着领结，他想留下一个好印象，想让别人看到，他并不是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是个魔鬼。虽然被这个问题弄得有些措手不及，帕克尔还是思考了一会儿，大声地计算出：每周几十，每月100多，大概4年。“怎么都有几千吧！”最后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那之后，参议院大厅里变得人声鼎沸。人们从长凳上跳起来，目瞪口呆地大叫着“凶手！恶魔！黑鬼！”并用憎恶的语气重复他的名字“帕克尔！”在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中，他看着人们扭曲的脸上显示出来的憎恨和愤怒，只是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早就习惯了这种愤怒的人。

　　最后的人流诊所

　　在第一次来到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前，帕克尔就知道，在这里他会树敌众多，难赢朋友。在美国这一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州，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冷血的杀手，一个该进监狱的罪犯。他也知道，他面临着多么可怕的谋杀威胁，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的决定。

　　每周一早上，他就在市北的一栋被很多人称为“死亡工厂”的粉红色平房中工作。这栋不比单户住宅大多少的一层建筑物，位于一个管理规范、有干净整齐的门前花园、屋顶飘扬着美国国旗的住宅区中，房主是帕克尔的老熟人。两年前，房主将之改造得如同堡垒，以便保护住户不受袭击，但又不能像故意藏起来一样太过不起眼，于是为它刷上艳丽的颜色。它得引人注目，成为决定来到这里的每个女人的避难所。

　　大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杰克逊女性健康救助组织”，看着是个骄傲的名字，实际上这里却只是一家简单的私人诊所。但是“救助组织”这样的名号并不夸张，因为在密西西比州，女人们结束怀孕的可能性并不多。她们可能要驱车数百公里，越过州界到达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密苏里州或俄克拉何马州。而在密西西比州，只有这个小小的地方还能为她们提供帮助。威利·帕克尔留着灰白胡子，声音低沉，是个强壮的男人。他是密西西比最后一位还实施人流手术的诊所医生。

　　某个工作日，帕克尔踏进候诊室，一间摆放着塑料椅的无窗房间，坏空调在墙上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帕克尔关上门，看到15张充满恐惧的脸。椅子不够，有些人蹲在油地毡上，双手抱膝，因紧张而颤抖。穿着彩色衬衣的纤瘦女孩辛达刚满18岁，来年将高中毕业。19岁的菲尔丽莎有时会喝下水道清洁剂，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而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21岁的伊维特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无法想象要如何面对这即将到来的第三个。

　　所有这些女人都有着深色皮肤，很多几乎还是小女孩，从遥远的地方赶过来。她们来自格林维尔、哈蒂斯堡、格林纳达等城市，来自这个联邦州的各个遥远小城和偏僻乡村，乘坐公交车或火车，经历疲劳而昂贵的旅途来到这里，是因为帕克尔可以帮助她们。但是现在，看到高大而强壮的他站在面前，她们又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如同罪犯一样深深低下头盯着地面。

　　辛达说，她的父母禁止她来找他。菲尔丽莎说，她每天早上都向上帝祈祷，不想做错什么。伊维特说，她从自己的教区得知，人不该杀生。帕克尔熟悉所有这些句子，这种充满害怕和羞愧的眼神。他和这些女人说，有权做出决定的只有她们自己，而不是她们的父母，也不是她们的教堂，更不是州政府或国家。“我也不是你们的法官，我帮助你们，是因为你们需要我的帮助。”他说。

　　“无人流州”

　　密西西比州实施人流手术的医生数量从来没有很多。在这个有着300万居民的美国最贫穷和最信教的州中，教堂的数量是学校的3倍。在这里，关于人流的讨论几十年来一直绵延不绝。曾经，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神的军队”在地方上流窜，一个个城市地游走，追踪接受人流手术的女性，还向诊所纵火。在那样糟糕的时期，像帕克尔这样的医生必须时刻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避免在街道上被射杀。直到今天，这种危险仍然存在。

　　密西西比州政府也将“驱逐人流手术出境”作为目标。在杰克逊，在每三个街道拐角处就有一个能看到写有红色字体的“无人流州”几个字的海报。共和党人将它们遍地张贴，为不能将“禁止人流”写入法律而愤怒。政府一再颁发新规定，试图借力出台各种限制规定让人流绝迹，有些是关于行医许可的，有些是关于诊所大小的，或是其门前停车位数量的。密西西比曾有十几个小小的人流诊所，如今全部关门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满足行医的必要条件，只有杰克逊的这栋粉红色建筑仍然幸存了下来。

　　威利·帕克尔的门诊室是一个墙壁光秃秃的小房间，不比一个储藏室大多少。他面前的写字桌上堆积着几米高的文件夹和文件，每周都变得更多，因为每周前来的女性都更多。帕克尔说，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黑人，家境贫寒，很少有人中学毕业。这位医生说起候诊室里的病人时，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他不知道是否还能长期为她们提供帮助。

　　去年夏天7月的那个下午，他在州政府大厅中感受到来自民众的愤怒。他们骂他凶手和魔鬼。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将这最后一个人流诊所也关闭掉，那些女人还能何去何从？帕克尔说，只有少数女人可以承担去往别的联邦州寻求帮助的费用，政府不能置这些女公民于不顾。然而，大厅中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这些。他们认为，帕克尔只是想杀死无助的婴儿来盈利。

　　他熟识这样的句子，他每周都听到这些话。白天，当辛达、菲尔丽莎和伊维特恐惧地等候着他，为接受手术做准备时，帕克尔坐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后，讲述着他在杰克逊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些人流反对者们向他发出死亡威胁。他说起密西西比州州长做出的让像帕克尔这样的医生“金盆洗手”的承诺，以及虔诚信教的当地报纸。就在不久前，其读者还将他称为“密西西比州最大的敌人”。

　　说起这些的时候，帕克尔表现得非常冷静，声音中很少有任何波动。51岁的他履行着医生的义务——帮助病人，却被侮辱，受到威胁。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但是他说：“我可以理解这里的人们对我的仇恨，毕竟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一样，在同样信教的环境中长大，也曾认为人流是死罪。”

　　从接生医生到人流医生

　　1963年6月的一个早晨，当威利·帕克尔出生在亚拉巴马州时，人流在美国大多数地方都是被禁止的，在那之后10年都是如此。帕克尔是6个孩子中的老五。他的母亲，一位虔诚的浸礼会信徒独自抚养他们长大，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帕克尔说，他们一家生活在痛苦的贫穷中，住在一栋没有水电的小房子里，但是他的教区照顾像他那样的男孩子。帕克尔每周日都去做礼拜，12岁时成为侍祭，14岁时每晚都读《圣经》，16岁时就能背诵很多《圣经》章节。

　　帕克尔在学校成绩也很好，他想做成点什么。他的朋友去参军，成为士兵，很快就开始赚钱了。帕克尔想的却不是钱，而是教堂教会了他什么：生命的神圣，以及不杀生的戒律。他决定不拿起武器，而是成为一名医生。他向哈佛大学递交了申请。他的家人没有钱让他上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奖学金。哈佛列了一张表，表明哪些学生是他们最想要的，威利·帕克尔的名字非常靠前。这个来自亚拉巴马州贫民区的男孩上了精英大学。帕克尔说，他从未质疑过自己的信仰，每周六早上他都在宿舍楼里一个个宿舍地分发印有《圣经》章节的传单，宣扬上帝的话语。

　　不久，帕克尔毕业了，成为一名妇科医生。他是年级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很快就在全国各大医院工作了。在帕克尔工作的那些联邦州，例如俄亥俄州、加州和夏威夷州，终止妊娠是非常普遍的手术，但他拒绝做这样的手术。

　　如果有女人请求他帮忙打掉孩子，他总是让她回家，或是把她转给其他医生。“我不想在上帝面前做错事，”帕克尔说，“我不想夺走生命，只想赠送生命。”不久他决定负责接生，一共做了20年，迎来了几千个孩子降临人世。这份工作让他满意。

　　然而，在2009年5月的圣灵降临节，情况发生了转折。当帕克尔得知他的朋友和曾经的同事乔治·提勒尔被谋杀的消息时，他已经住在芝加哥了。帕克尔曾和提勒尔一起在不同的医院工作过，直到后者搬到南部，获得执业许可成为一名人流诊所医生。那天，提勒尔去威奇托一家教堂做礼拜，一个陌生的基督教复仇者近距离将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脑袋。

　　帕克尔说，提勒尔的谋杀案对他而言如同一个再生的契机。很快他就越来越频繁地和在南方工作的医生们交流，了解到那里的女人正遭受日益加重的痛苦。帕克尔听说了宁愿喝松节油或从楼梯上跌落下来，也不愿意生下孩子的怀孕的女孩们。他知道，当地很多分娩的女孩，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他看到，密西西比州人流诊所数量最少，性启蒙教育被排除在了学校教育之外，对单亲妈妈的帮助不断减少。他也读到，极少有美国联邦州像这里一样怀孕死亡率如此之高。他想起了美国的那个人流要受罚的时代，一年又一年，成千上万的孕期准妈妈不幸丧命，只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们。

　　如果今天有人问帕克尔，他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助产医生，为何最终比美国大部分医生实施的终止妊娠术都要多。帕克尔很少说到自己，而是说起《圣经》：出于仁爱信条，爱周围的人的义务。“我的信仰强迫我作出一个好的基督徒在我的位置上应该作出的决定。”帕克尔说，“他会帮助这些女人，还是会放任她们的痛苦不管？”

　　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中，帕克尔和自己的良心做着斗争，最后他决定不再视而不见。他学习人流手术的做法，不久每两周坐上飞机去一次杰克逊出诊。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也有其他定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用假名工作以保护自己和他们的家人的医生。然而去年春天，就连最后一位同事也放弃了这份工作。只有帕克尔仍然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也就无从谈起需要担心家人的安全了。

　　这个工作日，在大清早坐在他候诊室中的病人里，有3人决定不堕胎，其他人决定接受手术。已经是下午了，女人们换上衣服，穿上一件白色衬衣，在帕克尔请她们一个一个进入手术室时露出紧张的表情。当她们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脸色苍白地颤抖着走过诊所走廊时，一个CD机中传出轻柔的音乐。永远都是同一首歌：摇滚歌手汤姆·佩蒂的那首《我不放弃》。“这家诊所的‘所歌’并不是福音音乐，”一名护士说，“它是一首著名的摇滚歌曲。”

　　帕克尔做完一场人流手术只需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他说，对他而言，手术已经变成例行程序了。他将吸出胚胎组织描述为一阵短暂而轻微的嘶嘶声。那一刻，护士们不敢细看，而病人的眼中有泪水在打转。

　　这天，帕克尔听了这种嘶嘶声23次。每次手术后，他都将这些移除的组织带到旁边一个狭窄的房间中，弯着腰在洗漱池中研究它们。有时他能在手中的盘子中看到人类生命的微小迹象。一个胚胎何时成为人类？他何时有生存的权利？自从帕克尔成为医生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折磨着他。不管是作为医生还是基督徒，他都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他说：“我能够确切知道的是，这个诊所中的女人都是人，因此她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

　　而这是一种他从未质疑过的权利。但是有段时间，他不想帮助任何女人实现这种权利。“那时，比起作为医生的良知，我更害怕犯罪。”帕克尔说，“但是现在我相信，唯一的罪过就是拒绝在病人需要时提供医学帮助。”他说话语调非常平和、淡泊，如同一个改过自新的人。

　　死亡的威胁

　　几个月前，他放弃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医院工作和一栋昂贵的公寓，从芝加哥搬回了南部的亚拉巴马州，以便能够更加频繁地去往杰克逊出诊。他称在密西西比的工作为他的“使命”。

　　为了履行这一使命，他每周一都打包好行李，坐上一辆老旧的汽车，沿着田地和沼泽行驶400公里一路向西。他说，他从不在杰克逊待不必要的时间，只要能够帮助到尽可能多的女人就可以了，仅仅是今年就有2000多人。

　　而他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热烈地讨论：如果帕克尔不在了，会有多少女人生下孩子？不久，帕克尔的私人地址第一次出现在网上，一家基督教网站的经营者们将它公之于众，如同将他置于枪林弹雨之中。几天后，杰克逊刚刚日落，帕克尔离开诊所，想开车回亚拉巴马州，在走向汽车的路上，他发现街上有人等着他。他想起曾收到的死亡威胁，有种不祥的预感。最初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用棒球帽深深遮住脸，以防被人认出来，小心翼翼地从停车场开出车，找了一条通往高速的最短路径。

　　看来没有人追踪他。然而不久他的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没有显示来电号码。帕克尔接起电话，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别再来了，否则我们会去找你。”这个陌生人将这句话重复了3遍，然后挂断了电话。帕克尔思考了6天，他该怎么做。第七天他开车回杰克逊，继续他的工作。

　　帕克尔说，恐惧让很多像他一样的人无法做正确的事。年轻时，他除了学习《圣经》，也很喜欢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讲话。帕克尔说，现在他常常想起他的话，因为密西西比州的人流之争不仅仅涉及信仰问题，也是肤色问题。

　　在杰克逊的诊所前抗议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男人。坐在帕克尔候诊室中的大部分是黑人女人，很多非常贫穷，就算没有孩子也没有未来可言，有了孩子就更甚。对于帕克尔来说，他所争的不仅仅是女人们的自主决定权，还有平等的机会。他相信，在这场战斗中上帝会保护他。尽管如此，每次他离开诊所时，护士们都像要永别一样地和他道别。

　　这天晚上，当帕克尔走出诊所后门准备回亚拉巴马州时，夜幕已经降临。他需要驾车5小时才能到家。帕克尔熟练地将车开到高速路上，闷热的空气吹进车窗，在黑暗中路过一座座明亮的教堂。密西西比只是贯穿美国南部的这个巨大的狂热信教地带的心脏。

　　帕克尔说，反人流者多年来一直在胜利进军。从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州到东部的佛罗里达州，越来越多的医生放弃了他们的使命，越来越多的人流诊所关门。在比整个法国面积还大的德克萨斯州，几年前就只剩44家人流诊所了，很快将只剩5所。而这些州也正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州。帕克尔说，他不相信这里的政府支持生命，“他们只是支持出生”。

　　只有一件事情让他有点在意。每当他开车行驶在自己家乡的道路上时，一个念头总是挥之不去。他问自己，如果当时的美国没有禁止人流，他的母亲会如何抉择。

　　她17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53岁就去世了。她独自养育了6个孩子，一直疾病缠身、憔悴不堪。帕克尔还记得她有多么虔诚，每晚都和他一起祈祷。实际上她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和勇气来养育他。如果那时候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医生，帕克尔停顿了很久才说，他自己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生。

　　克拉斯·雷洛提乌斯/文 李立平/译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