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新移民

　　吴淞珍第一次见到“鸭灵号”的时候，陈嘉良因为找不到红色的颜料而焦躁。9 岁的吴淞珍跟着父母，连夜坐小船到香港不久。当然，那时候她还不知道那个词叫“偷渡”，坐在抱着小木桶狂吐的母亲身边，她觉得这里的海港比起上海的漂亮得多，而且没有腥臭味，能住一辈子就好。

　　“新移民”这个名字，在刚来的日子里让人觉得好奇和兴奋，然而很快却一棍棒打死你所有的幻想。父亲脱去了国民党副官的军装，藏于床底小木箱，去了茶餐厅做事。刚开始放不下面子，加上粤语不流畅，总被人嘲笑，在节奏嘛儿快的茶餐厅总是做错事被骂。一直养尊处优的母亲则给附近的人缝缝洗洗，帮补一点家用。

　　他们的家安在海港边的一条陋巷内。狭窄的小巷内住着三四户人家。一个帐篷，两张木床，两幅蚊帐，便是他们的家。她家没有完善的煮食用具，只是用石头和纸皮盖着一个大铁皮桶，一切起居饮食尽在于此。所以吴淞珍很羡慕巷尾的陈嘉良，因为他家的木床边不仅有藤架用来做衣柜，板边还有块小木板做他的书桌。她穿着上海带来的花裙子蹲在陈嘉良的书桌旁看他画了半天，口水有点不受控制地涎了一滴到地上，再回弹到唇边。她用力咽了咽，开口问：“这是什么鱼？”

　　“鱼”这个词让陈嘉良也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但是他很快又鄙视这位没眼光的北妹：“那不是鱼，它叫鸭灵号。鸭，灵，号，系一部船，OK？”

　　1952年，香港老大街的长城电影公司，门前海报会教你O唔OK。

　　挂念

　　陋巷的尽头是码头。

　　陈嘉良比她大几岁，他家比她家早来香港。据说他家刚来时，因为携带了不少资金，以至还能过上不错的生活，陈嘉良甚至短暂地去上过学。但时间一长，坐吃山空，就穷困潦倒下来，从酒店沦落到公寓，再到路边板屋。据说，陈嘉良一家来香港之前，父亲是一位知名画家。但在50年代的香港，作画并不是能满足一家三口吃饱饭的行当。大陆南下的文人，多因对当时的大陆新政权不理解才出走的，而他们的大多数人，在香港都艰于谋生。

　　因为穷，陈嘉良和吴淞珍都没有去上学。除了跟着其他小孩去海边捡煤球，吴淞珍就是跟着陈嘉良的尾巴，去码头看他画画。

　　天蓝水清，故地浓情。可能自幼受父亲熏陶，陈嘉良的画功甚是了得——至少，吴淞珍觉得比起隔壁巷的朱阿甘、方小辉用煤球在地上画的猪头牛嘴来说，顺眼多了。吴淞珍可以站在陈嘉良身旁看他画半天，偶尔抬眼看远一点，跟着他的目光望一艘在维多利亚港上像鸭子一样匍匐的中式帆船。那艘船扬着鲜红色的帆在海里进进出出，船上阿叔阿姆弯着身子抛网撒网，收帆起帆。

　　陈嘉良告诉吴淞珍，那艘酷似鸭子的新船叫做鸭灵号，“我妈话，那只船系我三舅公的堂表弟的舅仔个仔整噶。睇睇边日，我问问船家，和你上船去耍耍咯。”

　　陈嘉良用带着南粤某地的口音跟她说。吴淞珍听得似懂非懂，只用力点点头。

　　大春婶说陈嘉良是个“老人精”。星夜点点时，才十三四岁的他站在码头边，双手插着裤袋直笔笔地吹风，或在沙地上不知比划着啥，写了擦，擦了写，活脱脱电影海报里伤感的汉子。后来吴淞珍偷偷描下了他写的那几个字，以一粒猪油膏的代价向街口钟表佬的儿子请教，知道那几个字读作“赵翠花”。

　　赵翠花。猪都知道那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吴淞珍搜寻了附近三巷七栋的少年，除了三街有一个胖成猪的同龄女子叫孙翠花，没发现哪个名翠花姓赵。

　　吴淞珍很泄气，那个被陈嘉良挂念的女子，一定在他的故乡。她一定貌美如花，笑似落霞。吴淞珍用清水搓着自己黝黑的皮肤，第一次有种被深深挫败的感觉。

　　彩数

　　鸭灵号的枣红色帆像极了母亲的红旗袍。

　　趁母亲外出给人送衣服的空当，吴淞珍从床底拖出小木箱，取出母亲的红旗袍和高跟鞋穿上，脸上抹了两点胭脂，在小巷里婀娜地走。“阿囡，俾你妈知道打死你！”大春婶在剥葱，见到吴淞珍的“作死”，又好气又好笑地警告。

　　“阿囡，大个女去参选香港小姐，做真正的香港人！”伙头叔摇着大葵扇，笑眯眯地看着吴淞珍笑。“你教坏细路！”大春婶把葱皮葱壳扔向伙头叔，站起身抖抖肥大的屁股，走去巷尾倒垃圾。伙头叔提起大铁皮桶跟在她身后。

　　见大春婶和伙头叔走远，吴淞珍放下了提着长长旗袍的右手，歪着身子，双手交叉放在刚刚发育的胸前，故作高傲地对着墙壁说：“我觉得我地有必要好好倾一倾。”没错，刚刚上映的电影《曼波女郎》，葛兰就是这样跟陈厚说话的。

　　陈厚和陈嘉良也不过是差了两个字。吴淞珍无数次幻想，长大后她要这样美艳动人地对陈嘉良说出那句酷得不得了的台词。可今天她有点等不及。

　　吴淞珍14岁，亲眼看着孙翠花由父母做主，嫁了一个比她还像猪的老男人，悲戚戚去了屯门。她去布厂做杂工，跟在一群小姐妹身后，听她们唧唧喳喳悲情地讨论：女人终要一嫁，嫁大肥佬、金鱼佬还是胡须佬，得看“彩数”——“我妈话，人地俾得起礼金就要嫁。”

　　这个“彩数”，真让人伤感。

　　那天陈嘉良没看到她漂亮得像葛兰的一面，她却被一群刚好路过的男工友嘲笑为“鬼头珍”。他们边笑边走远后，吴淞珍摸着不小心崴掉的脚，躲在大春婶家的木板后嘤嘤哭了。

　　她摸到了伙头叔藏在床底的电影宣传单，1957年的葛兰漂亮得像一个妖精。

　　母亲已经不止一次跟她提过，水嘁婶的七表弟在中环开电车。那个有着万民敬仰职业的男人吴淞珍偷偷见过，约三十岁，凶神恶煞，长着一绺胡子，以至她有点担心他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沾上菜汁。

　　陈嘉良始终没有带她上过鸭灵号“去耍”。估计他对“三舅公的堂表弟的舅仔个仔”也解释不清这薄得如丝的亲戚味儿。一年前，18岁的陈嘉良去了上水跟老师傅学修遮补烂鞋，吃住在那边，不常回来陋巷。吴淞珍曾经转了几趟电车，偷偷去看他。他坐在街边，大腿上铺一块垫布，嘴里咬着线团，细心地帮一个女子的高跟鞋上鞋。

　　她在拐角处看了他半天，计算他每补一只烂鞋可以赚到多少钱。

　　而她自己的工钱也早就偷偷攒下，等攒够了，她就穿起母亲的旗袍去找他。她做梦都渴望陈嘉良来拯救她。

　　她甚至“无耻”地想好了对白。这个“无耻”让她自己羞愧，但是跟胡须佬相比又不觉得那么难以启齿：陈嘉良，呢度系三千七百蚊，你可唔可以摞住去同我妈讲，你要同我结婚？

　　别离

　　听布厂的小姐妹说，为了配合中环填海，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要被搬迁至爱丁堡广场。小姐妹们约好下午收了工就一起去皇后码头看热闹，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见到佳艺电视的帅哥主持人。

　　这天早上，吴淞珍照常起床去上班，经过陈嘉良父母家的时候，发现空无一物，连床板都不见了。偌大的黑色水缸只剩了半缸水。问大春婶和伙头叔，他们毫不知情。那天吴淞珍罕有地旷了工，倒腾了几趟电车去上水。补鞋师傅咽着口水瞟着吴淞珍因为奔跑而一起一伏喘气的胸脯，说陈嘉良昨天辞了工。

　　关于陈嘉良一家的去向，后来街坊们说得很玄乎。有人说他父亲是反共画家，被抓起来了；有人说他父亲的一幅画在英国佬那里卖了天价，于是一家人静悄悄搬去了元朗，“跟我们这些死穷鬼撇清关系”；也有人说，他们一家想偷渡去南洋，半路船只失事全淹死了。

　　吴淞珍坐在维多利亚港的水边，一遍遍看着红色的鸭灵号来来回回。听，有风声，海的声音，和船的声音。斜阳里，她把脚上那双黑色的布鞋使劲扔进了水里。

　　唉，天长日久，原来这就是别离。

　　岁月

　　五十年后，吴淞珍做了别人的外婆。她无意中在外孙女的教科书上看到一帧老照片，维多利亚港密密麻麻的高楼下，水波天光之间，荡着一艘红帆张扬的木造渔船，浪随帆影，美不胜收。她想起曾经有一个人说过要带她上鸭灵号“去耍”，但是一直没有兑现。

　　她的父母很厚道，最后没有强迫她嫁给胡须佬。吴淞珍后来嫁了一个做面包的师傅。在香喷喷的烘焙房里，面包师傅总是偷偷攒下一点面粉，做菠萝包给吴淞珍和他们的孩子们吃。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吴淞珍一直能享受来自面粉的浓香，腻腻甜甜。

　　当然，因为岁月会把人变得更好，而不是更苦。后来的状态也许不是最好，但也没有多差。

　　吴淞珍后来住过屯门，住过青山，住过元朗，住过油麻地，但是她总是会想起维多利亚港旁边那条狭窄脏乱的陋巷。维多利亚港被越填越窄，在沧海成桑田的物是人非的年代，有人忆苦思甜，也有人抚今追昔。而后来一直被香港旅游发展局用作推广香港的渔船鸭灵号，几经易手，在潮起潮落间与香港并肩同行逾六十载，然后，落得个沉没香港仔码头的惨淡下场。

　　鸭灵号

　　2015年4月，在深水埗颐养天年的吴淞珍这天看到新闻，一位从事游艇买卖的年轻人辗转买下了“鸭灵号”，并把它从海底里捞了上来。年轻人说，他要到珠海以高价找老师傅修复，希望尽量保留其原貌，包括枣色帆布、柚木和响铃，以及写有“DUKLING ICON OF HONG KONG”字眼的铜牌。新闻说，“鸭灵号历史展”将在香港时代广场开幕。

　　吴淞珍摘下老花眼镜，眼睛湿润了。也许不久之后的“鸭灵号”复航，她应该能拄着拐杖到达现场。她想亲眼再看一看、摸一摸本以为湮灭在岁月里的枣色帆布。如果运气好的，说不定会在那里遇见陈嘉良。

　　如果他尚在世上。

　　多年来，只有在吴淞珍的梦里，陈嘉良的结局才是温暖而美满的。她不止一万次想，他是回故乡找赵翠花了。因为唯有这样，才让那段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感情，变得有意义。

　　文_叶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