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 并肩作战 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

　　这背后并非是一部分“国际友人”的故事。而是从这些灵魂的身上折射出的“正义”与“大爱”。他们选择进入一个有性命之忧的国度，不是义务，却高于义务，将人类最初的“生命之贵”立于自己之前。他们用行动，不动声色地表达，在保护与珍视生命面前，是没有国度。

　　——题记

　　飞行员篇

　　克莱尔·李·陈纳德

　　陈纳德，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

　　一八九三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康麦斯。一九一九年从飞行学校毕业，四年后，被派往夏威夷，负责指挥第19战斗机中队。在那里陈纳德编写了《战斗机飞行技巧手册》。

　　一九三六年，中国国民党空军毛邦初上校邀请他到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担任飞行教官。宋美龄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国民党空军。在洛阳考察航空学校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他当即表示：“如有需要，愿意尽力为中国服务。”后赴南昌，被指派指导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

　　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司令官共同指挥战斗。他还在湖南芷江组建了航空学校，后来又到昆明航校任飞行教官室主任，负责给高级班授课。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一九四三年，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陈纳德应聘中国国民党空军参谋长。同年十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

　　有一组数字显示，陈纳德率领美第14航空队摧毁了2608架敌机，击沉和击伤敌大量商船和44艘军舰，己方损失496架飞机。

　　陈纳德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离开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八年，那八年，他协助中国人民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中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

　　记者篇埃德加·斯诺

　　“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是自马可·波罗之后在西方世界认识中国问题上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人，是新中国领导人唯一信任的美国人。作为一名美国记者、作家，斯诺把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真实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与中国革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留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

　　一九三七年，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在英国伦敦出版，轰动整个西方世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三次约见作者，听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目击情况，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一九二八年踏上中国土地到一九四一年离开，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汉密尔顿说，这是他最初踏上中国土地时完全没想到的。当时二十一岁的斯诺环游各国采访，本打算当年回到纽约，在三十岁之前挣点钱，然后专注于写作和研究。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他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他说：“我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觉得中国人非常热情。很多像斯诺一样到中国的人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国家，人民能健康、快乐地生活，不断进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是个新闻热点地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目睹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改变命运进行的抗争，斯诺对共产党报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与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厚友谊。他说：“共产党人他们看到斯诺不是带着挑剔的目光而来，而是个有同情心、非常客观且愿意诚恳倾听的记者。斯诺敬重这些领导人，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共产党人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变革，这是斯诺愿意看到的。斯诺对人民有强烈的爱，他希望看到共产党人的成功。”

　　而一位加拿大医生读了此书，带着一支国际医疗队来到延安，帮助中国和八路军打抗日战争，直至最后将生命留在了中国，他的名字叫做——诺尔曼·白求恩。

　　医生篇诺尔曼·白求恩

　　白求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拿大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背弃了寻欢作乐、酒色征逐的生活，而成为前线的医生、穿草鞋的游击队员、革命者。对于他来说，生活意味着和人民之间的同志情谊、每天几把大米以及在那些流血的和现在已著名的战役当中所施行的外科手术。他在他那巨大的改造世界的梦想中找到了他最后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人。出身于牧师家庭。青年时代，当过轮船侍者、伐木工、小学教员、记者。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后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并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一九三五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这一年十一月，他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德、意法西斯支持F.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一九三六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三八年，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

　　八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牿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十一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七十一次手术。

　　他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六十九小时，给一百一十五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他主动献血300毫升。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

　　四个月里，行程一千五百余里，做手术三百一十五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十三处，救治伤员一千多名。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

　　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逝世。

　　毛泽东专门写一篇文章悼念他：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的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艺术家篇血染沂蒙的德国作家汉斯·希伯

　　他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

　　他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希伯很早就向往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对中国的时势十分关心。一九二五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他作为记者，思想积极、眼光敏锐，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上海发生工人运动时，他十分支持，并积极报道，向世人介绍中国工人的贫困和争取生存、解放的斗争。

　　希伯回国后，把中国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写成一本书，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柏林出版。他的《从广州到上海：1926年——1927年》一书，吸引了无数关心中国的读者，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许多人因此远道奔赴中国，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希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的中国情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而断绝。一九三二年秋，希伯告别新婚的妻子秋迪，再度来华，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丈夫来到中国。希伯来到上海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情势。

　　一天深夜，希伯跟随115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在师特务营的掩护下，顶着寒冷的北风，涉过结了薄冰的沂河和沭河，静悄悄地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沂沭平原。八路军战士为了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往往要跋涉于沂蒙山区高山峻岭、溪流河谷之间，有时白天打仗，晚上急行军，常常整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希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和战斗，表现出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使希伯变得更加坚强，他很快适应了游击战争的流动生活，学会了射击，熟练地掌握了行军和夜间联络暗号。在同敌人作战时，子弹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他总是沉着机智，一面战斗，一面观察，并记录战斗的场面，为新闻报道积累资料。每当到了宿营地，万籁俱寂，战士们已进入梦乡，他却忙于写作，“滴答”的打字机声不断响着，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沂蒙山那一场战役，敌人以密集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将突破口封锁了。希伯的战友翻译和警卫员，为了掩护他而先后英勇牺牲了。希伯看着倒在自己身边的中国战友，无比悲痛，他拿过牺牲同志遗留下的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他的臀部，鲜血沿着大腿流淌下来。他顾不上包扎，顽强地向敌人继续射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希伯胸前涌出了鲜血。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要继续战斗，一发炮弹又落在了他的附近……全身五处受伤的希伯终于倒下了。时年仅四十四岁。

　　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希伯弹痕累累的遗体。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为希伯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汉斯·希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无线电专家——林迈可

　　林迈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一九三七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同年十二月，他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来到中国。

　　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做过一些事，珍珠港事件后，他携夫人逃离北平。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和生活，直至抗战胜利。他与中国抗日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为根据地的电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电高级训练班，自己讲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李效黎教英文。

　　一九四二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到了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驻地。受聂荣臻将军的邀请，林迈可担任通讯部技术顾问。他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工课程，由于没有教材，很多课程内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开始。

　　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部工作，任英语课教员。他们发现，用中文发报会有许多的麻烦，一个数码错了，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英语是以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于是，他们共同帮助部队用简单的英语来传递信息。

　　从一九四二年到四四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在晋察冀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

　　林迈可在中国战斗和生活了八年，他的一儿一女都出生在抗日根据地。他用刚到北平时购买的一架德国造的蔡斯伊康照相机，把自己和平西、晋察冀、延安军民的抗战生活拍摄下来，从战争年代一直保存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家人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多次应邀访华。他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老朋友。

　　记者篇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她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一九三七年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马海德和她谈了许多夜晚，也未能减轻她的悲伤，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理解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对她说的那些话。于是她开始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

　　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九五零年，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五十八岁。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年青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她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斯特朗一八八五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费伦德城出生。早年就学于奥伯林学院。一九零八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五次至中国访问。七十二岁时，冲破重重阻力于中国定居。

　　她一生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三十多部书，《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明》、《百万农奴站起来》、《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斯特朗还创办了苏联首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

　　一九三八年，她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对于亲自跑来迎接她的总司令朱德，她描写为“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每天与指挥员、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询问了解敌后抗战的情况。她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一九四零年秋天，斯特朗又至中国访问，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碍无法去延安。她在重庆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了密切交往，从此他们还成为很好的朋友。

　　她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被中国人亲切的称为“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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