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悦镇的舞狮队

　　多悦镇，是我父亲的家乡。

　　许多年后，当我离开家乡念书、工作，疲于适应一个人在南方市井的生活之时，不知怎地常常闪回式地想起那个小镇，那个生养我的父辈、却与我有着精神阻隔的地方。

　　我像一个游魂，浮于半空，看见年幼的我的背影蹒跚于横亘绿野之间的机耕道上。乡下人喜欢把家门口修到路边，再摆个烟档、茶铺做点生意，慢慢就成街了。街两旁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水泥混木构的小平房，底楼是门市，一般是安油绿色漆的活动门板（在我看来很讨喜），阔气点的才安卷帘门，门口一道水泥槛槛，摆个木框框厚玻璃的商品柜（你还能想起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里那些玻璃柜吗，就是那种），里面稀疏懒散地摆着从县城西边客运车站旁的批发市场进回来的小零食和汽水，零食的塑料包装袋上浮着灰，劣质的套色印刷把娃娃的鼻子印到嘴巴子上，玻璃瓶汽水的瓶盖上也是油瓦油瓦的，仿佛已经摆了一年或者更久。

　　春节是小农闲，所以不论是临街茶铺子还是人家户屋头都有人在打扑克牌，男人叼着烟，一边打一边摆龙门阵，女人或在旁边吊膀子或是唠家常，还要兼顾一下在地上打滚儿的精力无限好的小孩儿。

　　也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农村的春节舞狮队。

　　我没有见过比这支舞狮队装备更差的表演队伍了。只有一个狮头，用得很旧很脏，狮头下只有一个人，穿着同样很旧很脏的猩红色裤子，在狮头那夸张的表情衬托下，他的表演显得肢体不太协调又很疲累。用来配乐的好像是一台收音机，不知是因为电池不足还是机器本身已经衰老到不行，发出来的声音忽高忽低、曲不成调。另外还有一个穿深绿色制服的人提着一面铜锣时不时敲两下，在我模糊的童年印象中他是个“独眼龙”，其中一眼戴着黑色眼罩，那鼓声完全不在舞动或者配乐的节奏上，令我疑心他是否根本连声音也听不到。

　　围观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稀薄地勉强围成了一个圈，把表演者拱在了中间。可那表演者真的太不卖力，就像是拿着狮头晃动两下就罢了的；围观者们的表情也决计不能理解为欣赏，而是哂笑，起哄，找茬，或者表情木讷。

　　终于主人家出来了，表情带点厌恶可却又勉强堆笑。一个穿绯红色麻点西装的略为臃肿的妇人迎上前去，我才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原来这个舞狮队是挨家挨户作揖拜年并讨钱的。主人家塞了张钞票到那个臃肿妇人手里，不耐烦地挥手。这时舞狮头的人、提收音机的人、敲铜锣的人以及负责讨钱的女人齐齐开始俯首作揖，口中念出恭喜发财财源滚滚生意兴隆之类的福话。念叨许久，直到主人的挥手变成了有实质性的推搡，这支表演队才拖着步子退出这个临时舞台，继续往下一家，再下一家……

　　关于舞狮队的记忆是个模糊的存在，甚至连它是否存在我都无法斩钉截铁地确定，因为我也从来不曾意识到它就这样沉默地蹲在我大脑沟回的深处，一声不吭（一如你在黄昏时分的广州或者随便哪个几线城市都可以看到但并不曾注意过的，蹲在街头黢黑阴影里头抽烟或者沉默发呆的农民工一样）。

　　多悦镇也像这样沉默地湮没在了浩大的中国地图上，连同与之相系的人，构成了所有和停滞有关的想象。

　　我记忆中的多悦镇，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地，和这个国家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处于一种懵懂的、模棱两可的状态。镇场口有水泥浇筑的式样统一的低层楼房，有学生人数稀疏如中年男人发顶的学校，有喧闹的电器店、小超市、美发厅和水果摊，还有一个简陋到不注意看都不会意识得到的街心公园（或许叫花坛更恰切些）。这里逢双赶场，来赶场的都是伶俐的本乡人，比方说我奶奶，哪家的鸡鸭鹅是放养的，哪家的猪没喂过饲料，哪家的菜不打药，哪家的橙子一斤便宜5分钱，她门儿清。出了镇场口，便是大片的田地，散落的竹林与土砖平房，以及一条曾经叫河如今只能叫小沟的小溪……

　　从镇场口再行车十几里路到一个叫郑军的乡，那里有一处水库。从水库沿山路再步行或者骑摩托车几公里左右（行的水泥路），跨过一座吊桥（踏的木板路），再转两座山头（踩的泥巴路），有一处几乎与世隔绝、让人混淆时间（“无论有汉，不知魏晋”）的地方。远远地有一户农家在水湾处憩息，那农舍不知是在山色映衬还是树木掩映下（又或者说是在我的记忆里）竟是水墨色的。择路边僻道下行，至湖边，水面浮着一道朝代不明、的残破的砖红色拱桥。你小心翼翼踮过拱桥，瞥见一个简易搭建的凉棚，朽木柱头边上放一点渔具，还系着根索索栓住湖边的小木船。我取道凉棚旁的山道，登上一处浅坡，然后在草地上坐下。有一高一矮两个瘦小的穿校服运动裤和棉背心的男娃娃蹲在水边摆弄竹竿戳泥鳅，身旁树林子里栓着一只老黄牛，不停地甩尾巴赶蚊子，再远一点就是打渔人劳作的影子，山，湖与天。

　　有时候人的大脑会以某种方式来提供线索，关于一些一直萦绕在你脑中的问题。越是不相干的事情，往往事后证实越是重要。于是我老实地写下这点记忆，假装在为若干年后的某位人类学家记录田野笔记。

　　嗯？你问我想和他说点什么？

　　该说点什么好呢？

　　特邀撰稿/吴幽芸 摄影/周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