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奥威尔写过一篇文章叫《为小说辩护》，文章开头就说，目前这个时候，小说的声望极低，大家都非常自豪地说“我从来都不看小说”。不好不坏的小说常常受到冷落，而不好不坏的评论却受到认真对待。奥威尔说——“如果你写小说，你的读者必然比你采用其他写作形式所拥有的读者在智力上要差一些。”
前不久，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时代》周刊上有一个访谈，他说，我们活在一个视觉刺激的年代，不论电视、电影以至手机、平板，其荧幕都大有杀伤力——它们摧毁人们仔细阅读的能力。布鲁姆说，阅读能拓展、磨砺思维，使人变得更敏锐更独立，当今之世，阅读不再是大众的追求，而只该由精英独享。人们在地铁里看看手机就可以了，文学以后就像古典音乐一样，只成为小部分人的爱好。
很不幸，我关心小说，喜欢看小说，还自己写小说，我看了奥威尔的文章和布鲁姆的访谈，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但同时，我又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大家不看小说了，但故事还是有很大的市场。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更迫切地需要讲故事和听故事，以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生体验，寻找一点儿人生意义。
在保罗·莫瑞的小说《史杰比死了》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主角说：这可不是我所期待的人生的样子。
他的朋友问：你期待的是什么呢？
主角回答：听起来虽然有点儿愚蠢，但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更多的叙事弧（narrative arc）。
这种诉求并不愚蠢，尽管对外在的观察者来说，许多人的人生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但许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或者在自己的内心勾勒其人生轨迹的时候——总是有故事线或者叙事弧的。这个故事要讲述他何以成为今日的模样，西北大学教授Dan McAdams说：“人生故事并不是简单地映照个体，但它是个体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生故事不只讲述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讲述这些事为什么重要，又怎样形成个体身份的认同。”
前不久我坐地铁到王府井，出了地铁站，上了一个电瓶车，要去华尔道夫酒店。开车的是一位北京老知青，他先讲述他插队的故事，再讲他返城回北京当工人，再讲他下岗，讲他开上了“黑车”，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开个小车养活自己，怎么就成了黑车。从王府井地铁站到华尔道夫酒店，不过五分钟的光景，他已经讲完了他的人生故事并且列数了最近被查处的几位大贪官。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脉络，在大贪官和升斗小民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
当然，生活中也有幸福感充盈的出租车司机。我有一位女性朋友，有一次乘坐出租车，那位司机频频追问姑娘的隐私，比如婚否有无男友等等，其认真和专业，完全可以从事刑侦工作。姑娘被问急了，就虚构了另一种悲惨的人生，讲自己怎样被男人抛弃，以满足司机痛心疾首关心与劝诫的愿望。而后司机就讲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是多么幸福，当年如何恋爱，他展示手机中儿子儿媳的照片，郑重地说，人生看起来很长，但实际上又很匆忙，必须找一个人共同度过并相互见证。两个人在出租车中完成了罗兰·巴特的泛虚构的教诲，突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我相信那位司机师傅理解索绪儿的理论，我们所说的或所写的一切均为虚构，因为并没有词语的字面意义这回事，知觉总是被语言所编码，语言总是比喻性的，而知觉从来不准确。
当年，米兰·昆德拉在巴黎也遇到过一位爱讲故事并且要写书的出租车司机，他把那一段交谈放在《笑忘录》中，他说，普遍的孤独会导致“著书癖”的产生，而集体“著书癖”反过来又增强并恶化了普遍的孤独感。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做成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隔绝一样。
今天，如昆德拉所预言的一样，许许多多的人将能量耗费在无用的活动中，繁荣的媒体平台激发起非常多的表达的欲望。大家生活在一个虚张声势的环境下，每一个人都害怕会被冷落，都在拼命讲述自己的故事。
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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