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叙利亚人：战争是把砍刀

　　战争已经肆虐了叙利亚长达4年之久，100多万人被狙击手、炸弹或弹片所伤。他们中的一些人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怀着新的希望，努力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现在，他们向我们讲述那个毁掉了一切的时刻。

　　乌姆·巴希尔，38岁；其丈夫巴萨姆，43岁。

　　所有人都知道兵营附近很危险，所有人都听到了潜伏在那里的狙击手的声音。但是我们该怎样做？兵营离我们在阿塔曼村的房子只有500米之遥。数月以来，军队的路障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即使我们曾想过逃跑，也不可能成功。

　　一声枪响撕裂了夜空。我们刚从婆婆家出来，准备回家，我的丈夫巴萨姆开车，我坐在他旁边。狙击手肯定是瞄准了刹车灯的方向，子弹打入了我的脊柱。现在，2年8个月过去了。自2013年初以来，我们生活在约旦，反叛军将我偷渡出境。安曼的医生将我背部的子弹取了出来，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无能为力。我自骨盆以下全部瘫痪。这里的生活很苦。以前我是6个孩子的母亲，完全的家庭主妇，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现在我不能再为丈夫做他最爱的鸡米饭。早上给我的小女儿梳头，可能就是我目前还能做到的唯一事情了。如果能借助一辆助步车重新走路也好啊！

　　我努力适应生活，为巴萨姆，也为我的孩子们。每周有3天，巴萨姆和一位理疗师一起帮我伸展腿。两个男人的力量都很难把它们抬起来，真是僵硬得可以。我的婆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希望她的儿子再娶一个妻子。她说，毕竟他很健康。这让我十分恐惧。但是巴萨姆是个好丈夫。我想哭的时候，他安慰我：“不是你受伤了，而是我。20年来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现在我也不会弃你于不顾。”洗衣服，教育孩子——他几乎做一切家务。几个月前电话响起。反叛军占领了我们家乡的村庄阿塔曼的兵营，抓获了那名朝我射击的狙击手。“我们要杀死他吗？”他们问我。我说，我原谅他，阿拉是他的审判者。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不可能再走路了。

　　阿玛尔·萨拉马特，9岁。

　　“我一直都是左撇子，所以说没问题。”阿玛尔说。这个有着大大黑眼睛的男孩迅速擦了一下智能手机的显示屏。“看看，这是我。”视频中是一具毫无生气、满布尘土的孩子肢体，右臂和身体脱离，出现在一边。尖叫的人们飞速跑过屏幕。“一个弹片把我堂兄弟的头齐脖子直直割下。”阿玛尔说。然后他打开手机游戏《糖果粉碎传奇》。阿玛尔清楚地知道，战争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自从一位英国女记者在某次采访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时展示了这位受伤男孩的一张照片以来，每个叙利亚人都知道了阿玛尔的名字。“这个孩子真的来自叙利亚吗？”这位独裁者问。这个9岁的少年用家乡的悲惨视频对抗阿萨德的怀疑。他的眼神会说话：你们相信谁，阿萨德还是我？战斗机到来时，他的大家庭坐在一个仓库地下室中，当地居民将之改造成了一座掩体。孩子们玩躲猫猫的游戏来打发时间，火箭弹击中了这里，杀死了他的3个侄子、2个堂兄弟和1个阿姨。阿玛尔失去了右臂和右脚。那是2012年7月24日，斋月刚开始没几天。

　　攻击发生一个星期后，援助人员才成功带他越过边境。那时伤口已经感染，医生不得不多次给他截肢。几个月后，一个法国医疗团队将这个男孩带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获得一个假肢。他的父母不能同去。阿玛尔的父亲还在为他的姐姐萨法悲伤，她在袭击发生前就去世了，那时村庄被军队占领，父亲数月无法带这个患有白血病的女孩去市里就诊。母亲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但是在约旦她突然生病，不久也去世了。父亲又娶了个妻子，孩子们对她还不了解。不久他们就必须搬到难民营中去了，因为他们无法再支付约旦北部伊尔比德城郊的那套小房子的房租。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难民营位于沙漠中央。

　　穆罕默德·司瓦伊丹，22岁。

　　我第一次在约旦的这所房子中生活时，还可以走路。那时是2012年，我的父亲把我和弟弟穆汉纳德送到了这里。我并不愿意，因为那时我和邻居家的女孩布希拉恋爱了。我每天都要走上阳台很多次，望向顺着绿色山丘勾勒的白色天际线：那里就是边境。我的家乡德拉市，也就是4年前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起义开始的地方，距离边境线不远。我想，为了布希拉，也为了革命，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去。我的父亲想让我们待在安全的环境中，因此他租下了赖姆塔的这所房子，给了我们钱开一家小小的手机店。

　　我很难接受这一点。当我站在和平的约旦商店柜台前时，我的朋友们就在几公里开外的地方和阿萨德的军队斗争着。5个月后，穆汉纳德不见了。他回到了叙利亚，没有向我道别。2个月后我关闭了商店，跟随了他的脚步。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进了监狱。有几周的时间，我为自由叙利亚反叛军做信使，走私药品到隐秘的野战医院，将受伤的战士和难民偷运过境。

　　我很激动，因为我终于又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了，又出现在了布希拉附近。阿萨德的军队在黎明时分偷袭了我们，包围了我们过夜的库房。我试图逃跑，沿着一根电线自5楼攀援而下。他们打中了我的背部，我被送进了一家军医院，在那里待了5天，头上罩着一个袋子，并被绑在暖气片上。后来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向军队行贿，把我保释了出来。在德拉的一家医院中，我接受了手术。医生给我看X射线照片：子弹打中了第12根椎骨，骨头的碎片扎进了脊髓。然后，军队向前推进，反叛军把我偷运去了约旦。我已经等待新手术两年半的时间了，希望能重新走路。我每天都感到疼痛难忍，但这让我充满希望：也许我的腿仍可拯救。

　　一年以来，我从没离开过房间。我们现在和另一家人合租了那时的房子。我的另一个15岁的弟弟在市场上做包装工，这样我们能够承担这一半的房租。我的母亲照顾我们，父亲离开了我们：一个儿子在阿萨德的监狱里，另一个瘫痪了，这让他精神失常了。两个月前，叙利亚的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一个亲戚，穆汉纳德死了。他是在监狱中死去的，具体原因我们不清楚。我的大部分朋友也都死了。布希拉还在德拉，她去年结婚了，新郎不是我。

　　马拉·阿尔-哈米德，12岁。

　　父亲还想收获豆子。成熟的蔬菜腐烂在地里，满满3公顷——即使是在战争中，农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如果有坦克进攻，可以躲进地下室或橄榄树中。把马拉送进一家医院？这不可想象。虽然她的右小腿已经开始溃烂了。“在打仗呢，那么多成年男人死去，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小女孩的健康。”父亲说。不久直升机来了，开始扔铁桶炸弹。38所房子被击中，不久军队打死了5个正在收获豆子的农民。他们连夜逃过布满庄稼茬儿的田地。父亲把马拉背在背上，当他们抵达Zaatari难民营时，她腿上的伤口处已经开始有蛆虫在爬动。

　　3个月前，士兵们在中午发动了突袭，投掷了燃烧弹。所有人都跑了出来，马拉第一个跑到了阳台。“突然我的裤子着火了，火苗窜上了小腿。其余的我都不记得了。”她说。她小腿肚上的肉破裂了，伤口深达骨头。在村里，她的伤口得到清洁、缝合，但是没有人能够给她更多帮助。直到她的一个亲戚、安曼的一名护士给她带来了希望。这个家庭抵达约旦后不久，她用手机拍摄了马拉的伤口，将之放到了网上，并发出求救信号。一个富裕的叙利亚人承担了手术费用。有几个月的时间，马拉一直疼痛难忍。父亲将坐在轮椅中的她推去学校上学。如今她又能走路去上课了。就在不久前，马拉的体育课拿了满分。

　　伊德·木齐比尔，8岁；尤姆娜·木齐比尔，6岁；父亲穆罕默德·木齐比尔，40岁。

　　“‘Suri，Nuri’，学校的约旦孩子看到我时会这么叫我，意思是‘叙利亚人，你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伊德说。“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坐在跷跷板上时，一个同学问道。“一个铁桶炸弹掉在了我们的房子上。”伊德说。然后他们继续玩跷跷板。这个铁桶炸弹是4个中的一个，装满了炸药、钉子、梢子和金属。2014年2月22日，一架直升机将它们投放在德拉附近的一个村庄，中午1点半，爆炸将孩子们抛向空中，一个弹片将伊德的双腿齐膝斩下，他的妹妹尤姆娜自臀部以下失去了右腿，父亲被埋在一堵墙下。最惨的是母亲，她失去了双腿和半个头。救助人员还是将她带过边境送进了约旦的医院，但是当父亲带着两个受伤的孩子赶到那里时，她已经去世了。当孩子们问起母亲时，父亲不敢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尤姆娜很绝望，一直哭个不停。于是父亲叫来了叙利亚的一个和妈妈声音很像的亲戚，请求她在电话上和孩子们通话。“我很快就过来找你们。”这个声音这样承诺。

　　现在，一个无子的姨妈和他们一起住在小城Dlail的这套光秃秃的寒冷房子里。每次大人们出门时，孩子们都会陷入恐慌。在叙利亚，父亲穆罕默德是在田间务农的日付临时工。袭击发生后，他走路都很费力，干体力活更是吃不消。为了能够支付房租，他借了高额债务。“军队用了（炸弹）铁桶？或许还用了炒菜的锅？”在一次接受BBC采访时，总统阿萨德这样否认，“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回事。”

　　伊曼·阿尔-瑞法伊，11岁。

　　一切开始于阿萨德政权从阿尔-瑞法伊一家的故乡Jabrud撤军，以便守卫首都大马士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反叛军进入城市，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军队将这片四周环山的居住区置入一片火海。Jabrud几乎每天都被封锁着，任何外面的食物或药品都无法运进来。

　　2014年2月13日，一枚火箭弹在房前50米的地方爆炸后，瑞法伊一大家17口人收拾好必需的物品，组成一个车队开过田地和山峦，来到黎巴嫩，在边境城市Arsal搬进一间有着密闭小窗口的空毛坯房中。而在仅仅3小时车程开外的地方，有他们的漂亮房子，大花园中种满了樱桃树和杏树，有伊曼喜爱的鸽舍和小兔子。“至少我们是安全的。”那时他们想。就在他们越过山脉几个小时后，叙利亚的飞机在他们已经走过的路段攻击了其他逃亡者。

　　半年后，即斋月结束时的开斋庆祝日，一位住在德国的叔叔来看望他们，这天中午突然有炮弹落在Arsal。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绑架了10多个黎巴嫩士兵和警察。出于报复，黎巴嫩军队向叙利亚难民住宅纵火。这家人逃到了地下室里，但是伊曼和姐姐又跑回一层，去取一些衣服。炮弹飞进来，弹片从右边击中了伊曼。他们截下了她的胳膊，缝上了肚子和腰上的深深伤口。这位德国叔叔是个外科医生，他是伊曼的救星，对她进行了紧急救治，并在抵达当地医院后协助进行手术。直到今天，伊曼的手臂还必须打夹板。叔叔将这家人接到了德国城市达姆施塔特，德国大使馆为伊曼及其父亲、祖父母、两个姐妹开具了旅游签证文件。然而叔叔无法为6个以上的人作担保，剩下的人目前必须待在黎巴嫩。

　　“我觉得德国会十分干净、整洁。”在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飞往法兰克福之前不久，伊曼这样说。她很期待在达姆施塔特重新上学。以后她想成为一名教师。“在哪儿？”她的父亲问。“在德国。”伊曼回答，似乎完全没想到有其他可能性。“真的吗？”父亲说，“你难道一点都不想回到叙利亚吗？不想我们漂亮的房子？那些小兔子？”这个11岁的姑娘摇了摇头，父亲的眼中已经满是泪水。“我们非常期待德国的生活。”他说。

　　斯特芬·噶瑟尔/文 刘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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