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的幸福

  • 来源:海外文摘
  • 关键字:饮食,幸福,自由职业
  • 发布时间:2015-11-17 10:26

  年收入、职位、周围人的评价……人越往上爬越难前行,竞争无处不在。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幸福地生活呢?下面这些另辟蹊径的先驱者给了我们答案。

  一、“不扩张”的选择

  高坂胜:努力降低销售额

  舍弃的:1消费主义与无法满足的欲望。2公司职务,超出自身需要的收入。

  得到的:1按自己的喜好生活下去。2致力于农业,自给自足。

  要进入这家只有14个座位的小店,必须先脱鞋,顾客的停留时间因此延长,每天接待的顾客数量变少。菜单也只有4份,估计也因此丢掉了一些商机。店主没有雇人,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工作。

  这家餐馆名为“偶尔站在月亮上望一望吧”。11年前,老板高坂胜在东京池袋开设了这家有机餐厅。他的开店宗旨是“绝不获得巨大成功”。高坂思考过以下问题: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实现这样的生活,需要多少钱?34岁时,他把生活所需的金额定为每月20万日元。经过逆向计算,店铺的月交易额应达到60万日元。当收入超过他需要的金额时,他便将营业日从每周5天调整到4天,并减少菜品数量。

  一眼看去,高坂的店似乎偏离了饮食行业的常识,但其实停留时间长才让人觉得惬意,因为菜单数量少,传看菜单时人们会彼此交谈,客人的满意度高,店铺一直保持着盈利的状态。高坂说:“现在不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好时代。如果转换价值观,不追求提高营业额,反而能幸福地生活。”

  大学毕业后,高坂进入某大型零售企业工作,业绩在同一批年轻职员中名列前茅。然而,泡沫经济破灭后,零售行业不再景气。高坂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完成不合理的指标,就在他快因为疲惫患上抑郁症时,他选择了辞职。

  尽管当时他告诉身边的人,自己辞职是为了追寻开餐厅的梦想,但实际上70%的原因都在于逃避。降低对收入的要求并不容易。除了对舍弃600万年薪的恐惧,高坂的内心也在纠结自己这样做是否等于背离了社会主流。辞职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在国内外旅行,慢慢消化掉心中的矛盾,随后他处理掉了上班期间购买的许多物件。

  “我不想要高薪或豪宅,比起有钱,我更想向世界证明我活得幸福。”高坂希望建立一种改变社会现状的模式。休息日他去田里务农,种植大米和豆子。务农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后,他有了安心的感觉,在大自然中获得了慰藉。

  关根雅泰:一年只讲80天课

  舍弃的:1对企业家名气的追求。2对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学者的追求。

  得到的:1与家人共处的时间。2与本地社会的羁绊。

  关根雅泰是一名企业培训师,同时还是4个孩子的父亲。10年前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他便把家搬到了更为清静的埼玉县。

  由于讲课和商谈的需要,关根每周有3天要去东京。在培训业界,红人培训师每年要讲课150天。而关根给自己规定的授课时间为80天,超过限额的委托全部推掉。

  此外,关根还严格管理与家人共处的时间,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他的目标是每月有20天、每年有240天待在家里的“自家日”。他说:“让家人幸福是重要的课题,我会尽我所能让家人在经济、时间和精神上富足。”

  与当地的羁绊也很重要。除了担任区长,关根还报名成为小学里为孩子们读书听的志愿者。他还和在幼儿园结识的爸爸们结成“爸比小组”,定期为孩子们举办活动。他明白对自己而言什么是最宝贵的,追求着不被世俗影响的生活方式。

  二、让奉献具体化

  吉野庆一:开巧克力店,解决贫困问题

  舍弃的:成为金融专家的可能性。

  得到的:Dari K品牌成功的可能性。

  毕业于剑桥大学,在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工作——看到如此辉煌的个人简历,人们往往会想象这位操纵成百上千亿资金的经理定将与世界富豪比肩。可是,吉野庆一的选择却是离开公司,在京都开巧克力店。

  吉野没有任何巧克力相关的学习经历。2011年,他在京都开设的“Dari K”店吸引了很多热爱纯正巧克力的人们,瞬间人气爆棚。Dari K使用印度尼西亚产的可可豆,由于不懂发酵技术,他在当地农民的指导下从零学起,现在Dari K与40多户农家取得合作,并使其收入提高了50%。

  大学时期,吉野穷游了60多个国家,一些地方的贫困让他产生了为联合国组织工作的念头。但是,联合国组织只接受有工作经验的人。既然要工作,就选择高薪职业好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加入了外资金融企业。可是,金融业是重视限时利益的行业,如果不能在4个周期内做出业绩就会被辞退。吉野深切感受到自己被企业的时间轴束缚了,不同项目的最佳投资时机本来就各不相同,即便一只股票可以在3个月后盈利5%,也不能保证10年后价值就可以增长100%。

  吉野觉得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目光长远,他决定离开公司,自己创业。今年是吉野创业的第5个年头,他的收入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但事业进展顺利。他在可可豆产地建立了工厂,还开始利用可可豆壳进行生物发电。尽管目前的工作很累,但想到10年后Dari K将创造100倍的价值,吉野干劲十足。

  像吉野一样以造福他人为动力,就能挣脱他人眼光与世俗标准,获得自由。

  高桥智计:老婆婆带来的感动

  舍弃的:1自由的工作。2大都市的刺激性,最前沿的感觉。

  得到的:为他人、为本土工作的价值。

  一次地震救援志愿活动改变了高桥智的人生。

  高桥在某大型出版社从事了多年活动策划工作,可以自由使用公司的出租车费、酒水费,穿梭于活动现场给他带来了快感,但他的头脑中不时出现疑问:举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掀起热潮吗?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高桥赶到受灾现场,当地熟人的话给了他启发。他利用工作上的人脉召集合作者,在受灾群众的临时住所举办了一场小型活动。他觉得只要能给灾民带去快乐,活动就有意义。一起照料灾民的一位老公务员让他深受感动,他觉得那位老婆婆真帅。高桥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当年他因为叛逆而离开家,来到东京,不曾想自己最后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高桥成功在139选3的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于今年4月起在新泻县政府办公室任职。

  高桥说:“虽然失去了大都市的刺激生活,但我现在可以明确地说:我在为人民服务。”

  伊藤淳:我想实现的国际社会

  舍弃的:1高薪。2东京生活。

  得到的:1巨大的成长。2专注于爱好。3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实践经历。

  2014年,伊藤淳辞去了埃森哲公司(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和技术服务供应商)经理一职,在乌干达独立创业,为育成人才而努力。伊藤的愿望是让当地人自己建立美好社会,推动经济发展。

  伊藤淳的父亲是一位企业家,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教导一直是“创业太难了,你应当成为大公司的职员”。伊藤也觉得待在拥有庞大预算、有能力培养人才的大型企业,同样可能从事改变社会的工作,但是由于心中已经有了想要实现的国际社会风貌,他只身去了非洲。

  在工作的第4个年头,伊藤因滑雪身受重伤,足足休养了3个月。那时他做出了决定:“人生只有一次,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能改变社会的大事。”

  康复之后,伊藤参加了埃森哲的公益活动,在肯尼亚乡下的马萨伊族支援组织做了9个月的志愿者。那里没有电和自来水,有时斑马和长颈鹿还会冲撞过来,简直像在历险。在这个非营利组织里,有一名与伊藤同年的马萨伊族青年,伊藤教他专业的商务知识,半年后这名青年成为了组织代表,加入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后又升为部门领导。这件事让伊藤感受到,在非洲工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与东京相比,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生活要朴素得多。伊藤每天6点半起床,几乎从不外出就餐,他还曾饿着肚子一边在雨中蹬自行车一边感叹:“果然还是得有辆车!”伊藤经历了贫富差距的两个极端。他希望他培养的乌干达青年能创造出融合两种价值观的新社会。

  伊藤说:“我其实很喜欢东京的生活,我也想结婚,但是现在我无法舍弃非洲的未来。”

  三、寻求家庭生活方式

  只友大介:女儿放学后谁来照看

  舍弃的:1家庭双份收入。2夫妇收入的平衡。

  得到的:1照料孩子的时间。2精神上的安稳。

  只友大介和只友真理夫妇原本都是外企的高薪职员,能够享受去高档餐馆用餐的那份奢侈。真理升到科长一职之后,一边抚育两个孩子一边继续工作。可以说只友一家处于社会的上流阶层。

  然而两人的内心有着不为人知的恐慌。大女儿上幼儿园之后,早下班回家的大介遭到了上司的责难。他说:“我本来就是为了家庭才工作的,最后却因为工作而无法兼顾家人,这是本末倒置。”

  大女儿升入小学后,二女儿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没想到许多托管班拒绝看管一年级的学生,他们找不到在放学后照顾大女儿的机构。面对妻子的不安,大介豁了出去:“我来开一个托管班吧!”

  夫妻俩决定由真理保证家庭收入的稳定,大介辞掉工作,双收入变成了单收入。大介虽然拥有美国波士顿大学的MBA学位,创业经验却是零。现在大介的托管班还处于亏损状态。虽然他还在艰难地孕育事业,家庭生活却充满了生机。大介获得了挑战教育事业的机会,真理则能集中精力忙事业,一家人围坐吃晚餐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除了语文、数学,大介还在托管班加入了日记、外教英语等课程,他希望这个托管班能让孩子学会思考。采访时,大介和真理的大女儿流利地背诵着夏目漱石《哥儿》的段落,真理说:“我们最宝贵的收获就是孩子的成长,以及全家人内心的安稳。”

  渡边幸子:希望让父亲抱抱外孙

  舍弃的:1名企管理职位。2稳定的收入。

  得到的:1孩子。2工作带来的内心酬劳。

  渡边幸子是“职业与生育平衡”项目的创办人。大学毕业后,渡边加入信息行业的MYNAVI公司,升为了广告营业部科长,然而她却在30岁时辞职了。

  当时渡边的父亲癌症复发,她想让父亲抱抱外孙,于是从29岁那年开始治疗不孕症。工作与治疗的同时进行压垮了她,考虑到生育后的诸多问题,她递交了辞呈。过去她和丈夫的年薪总和超过一千万日元,辞职后家庭收入减半,外部报酬带来的稳定感消失了。而且,她放弃的是20多岁便任职科长的华丽事业。

  渡边原本打算一边做自由职业,一边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可是接受治疗的那段日子,她在医院候诊室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时常感受到失去工作光环的无力感。

  渐渐地,曾被她视为人生污点的不育治疗为她带来了新事业。现在渡边从事“工作与育儿平衡”研究,在企业培训中与职业女性交流,还在互联网上连载文章。

  此外,渡边还获得了最宝贵的报酬——孩子。一年前渡边通过人工授精生下长男,与病魔斗争的父亲抱到了外孙,这个快速成长的小生命为全家人带来了平静的幸福。

  [编译自日本《AERA》周刊]

  古川雅子/文 刘欣/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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