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位外长别致的外交“会晤”

　　北大室友：友情虽无价，公私却分明

　　1963年我在北大读三年级。有一天，系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帮助一位名叫姜锡柱的朝鲜留学生学英语。此后我就与姜锡柱住一屋。白天我们分开吃饭、上课，晚上我辅导他一小时英语。因为性情相同，我们成了好朋友，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我都拉着他一起参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毕业。他对我的英语辅导表示感谢，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英语发音有山东味儿，那全是我的责任。”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他留学回国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但我们都曾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努力工作。若干年后，姜锡柱担任了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无巧不成书，我们都成为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在为推进中朝友谊出力。我们的同学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两国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缔造出的中朝友谊。

　　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终于见到了几十年前的室友姜锡柱。我们都异常高兴，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他说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指头拉线关灯。是否真是那样，我自己倒是记不得了。

　　姜锡柱见到我后，显得非常高兴。

　　我问他英语怎么样了。他说：“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记得一些单词，比如apple（苹果）等，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

　　我开玩笑地说：“那都是我的过错，当时对你帮助不够。”

　　姜锡柱说：“我已经有了第三代，当了外公。”

　　我说：“我永远应该向你学习，无论思想觉悟还是其他方面，你都比我进步快，我现在还没有第三代。”

　　闲话一过，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们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姜锡柱说：“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是唇，你们是齿……”

　　我恳切地说：“我们两国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俩是好同学，好室友。”

　　他点头。

　　晚上，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

　　他先讲了一段话：“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不好意思说，有时还挤一个被窝。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老同学也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脚时，灯就时亮时灭，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学睡得香，学得好；而我学得不如预期好，可能与此有关。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学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

　　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答辞时说：“老同学所言属实，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于要学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厕所外交”

　　2006年7月27日，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双边”会面安排。

　　在一次会上，我发完言，离开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后来听说，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不让其他人进，自己赶紧进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外长先生，我们好好谈谈。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责任在日方。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的交代，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

　　麻生表示听懂了，理解了……

　　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

　　后来，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报道说，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方便”的地方进行了方便有效的双边沟通。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厕所外交”。

　　外交官在一起并不全是唇枪舌剑，有时也会有这种不伤大雅的闲聊。有一次我和麻生见面，正式会谈谈得不错，晚宴上有时间闲聊，夫人们也在场，谈话内容轻松。

　　麻生的夫人告诉我，她家有个亲戚，在20世纪40年代到过延安，帮助过八路军，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借机“表扬”说，日本人民曾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过支持，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给过帮助，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

　　这时，麻生接过话茬儿说：“是的，日本妇女比日本男人心胸开阔、身体健康，平均寿命也比男人长。这方面，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

　　我好奇地问：“真的吗？为什么？”

　　麻生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反映在这上面。改革开放前，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男人多1岁，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一差距扩大到3岁。”

　　我一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看来麻生研究中国下了功夫，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真不少。

　　我反问：“日本的情况如何？”

　　麻生答：“日本女人比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多5岁。”

　　我问：“女人比男人长寿，这个说法可靠吗？”

　　麻生说：“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日本女人长寿，除了生理原因之外，主要是敢说、敢哭、敢笑。相比之下，男人差多了。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得到表扬不敢笑，怕别人说他骄傲；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怕别人说态度不端正。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5倍。”

　　说完这段话，麻生看了一眼夫人，得意地笑了。

　　麻生从外相任上退下来后，仍然不忘老朋友。我不当外长后，有一次访问日本，麻生正在竞选首相。他在自民党党部见了我。

　　他的办公室很简单。我说：“你这么简朴。”

　　他谦虚地说：“这是向中国学的。”

　　他还说：“不管当不当外相，我们都是好朋友。”

　　几天后，麻生竞选成功，当上了日本第92任首相。

　　2011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已经卸任的麻生为加强两国动漫合作率团访华。他想与我见面。我没有别的时间，便早早起床，与他在我家旁边的长安街上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45分钟的早餐。结果，两人谁也没吃饱，却老习惯不改，就当时的国际热点西亚、北非等问题交换了看法，达成了难得的非官方的“广泛共识”。

　　“忽悠”阿根廷外长

　　2014年11月，我陪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我们希望这几个国家都能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11月16日，代表团到达阿根廷，发现中阿此前关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进展不大。谈判在商务部女副部长马秀红与阿外交、国际贸易与宗教事务部部长别尔萨之间进行，双方吵得厉害。胡主席当晚把我叫去，让我去试一下。

　　夜里两点多了，我仍坚持要见别尔萨外长老熟人。

　　见到别尔萨，我反客为主：“听说阁下对我们的女士副部长很不礼貌。你是部长，级别比她高半级，你又是大老爷们儿，我真没想到老朋友你竟然这么对待中国一位温柔、美丽的女士！”

　　别尔萨很“委屈”地说：“是她先发火的呀！你说她美丽，我同意；说她温柔，我不同意，是她先拍了桌子。”

　　我早就敬佩马副部长的胆略和气势，我故意强词夺理：“那肯定是她先受了委屈才拍桌子的，肯定是你这绅士不够绅士。”

　　别尔萨不吱声了。

　　我接着说：“中国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凭什么不承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你们有什么损失？你想想，你们承认这一点，等于解决了中阿关系中一个问题，对两国关系是一个促进，对你们国家、对你个人都是好事，你何乐而不为？”

　　我又说：“我们国家元首的代表团不远万里来访问阿根廷，就剩这个问题没解决。作为外长和主人，你难道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带着遗憾离开吗？阿根廷足球队多次获得世界杯冠军，今年又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这让亿万中国人敬佩，外长先生难道想让那么多喜爱阿根廷的中国人失望吗？”

　　我大道理、小道理一齐上。

　　别尔萨没词了，只好说：“算了，我同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的总统也会同意，但国会是否会批准，谁也无法预料。”

　　我说：“谢谢老朋友，我早就知道你很绅士，马女士心里也知道。至于国会那边的事，你、我、她确实都无权管了。晚安！”

　　别尔萨比我清醒，看看表，笑话我：“亲爱的，还没倒过时差来吗？早上好！”

　　第二天，我和别尔萨外长在希尔顿饭店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根廷共和国关于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阿方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一年后，我访问阿根廷，又和别尔萨外长聊起这事，一起乐了一阵子。他悄悄告诉我，到那时他们的国会还没有批那项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备忘录。

　　原外交部长、驻美大使 李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