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70年的吻

　　写给母亲的信

　　1944年，康斯坦丁·洛赫在美国的战俘集中营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信。“我亲爱的妈妈，你无需为我担心。”然而，其母安娜·洛赫直到死都未收到这封信。

　　截至今年6月，德国教会跟踪服务中心还存有12万封来自二战时期的战地邮件。由于战争的动乱，这些邮件从未到达收件人的手中。那之后，坚韧不拔的邮递员们开始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为这些信件找到主人。今年9月30日，德国教会跟踪服务中心宣告关闭。该中心大部分资料和剩下的战地邮件都在今年秋天转存到了德国档案馆。

　　“我最最亲爱的妻子！”这是这封战地邮件七行字中的第一行，满载着浓浓的眷念之情。年轻的德国士官乔治·莱德维希只能用七行字来抒发他的想念，虽然他还有很多话要倾诉，但是战地明信片没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提供给他。战俘编号A546394代表他还活着，这也是他在战俘生涯中最想对妻子传达的信息。他最爱的玛莎曾经在德国上西里西亚生活，可是现在她还活着吗？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又在哪里呢？

　　“每天都在期盼你的来信，可惜一直都是徒劳。”1946年5月14日，莱德维希用圆圆的、干净的字迹在战地明信片上写下了七行字。当然，6年的战俘生活对他心灵所造成的煎熬，并不是短短七行字所能表达的。莱德维希在明信片最后写下了最重要的内容：“我很好，身体健康，希望你亦如此。衷心地祝福你，亲吻你。你的乔治。”

　　写完这封信之后的莱德维希离开了战俘集中营，回到家乡了吗？他找到玛莎了吗？他将在明信片上无法表达的满腔爱恋，亲口告诉了他的玛莎吗？看起来，乔治和玛莎之间并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包含着莱德维希真挚亲吻的明信片，后来投寄了，然而这张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的明信片一直都存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教会跟踪服务中心。与其他12万封写于战争动荡期间的信件一样，从未如愿以偿来到收信人的身边。“这就像一个谜题一样。”德国教会跟踪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伊迪斯·格奥尔格说。

　　德国教会跟踪服务中心已于今年9月30日关闭。该组织的赞助者——德国天主教慈善协会表示，在70年之后，为战地邮件寻找主人，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任务算是大功告成了。该中心大部分资料和剩下的战地邮件都在今年秋天转存到了德国档案馆。那之后，这些邮件的去向就不属于伊迪斯的管辖范围了。

　　时间侦探

　　在中心关闭之前的每个工作日，伊迪斯总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进这栋位于斯图加特的白色后院，爬着阶梯来到二楼，希望破解70年的封印。她的任务就是将过去带到现在。如果能为这些无主的信件找到主人，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现年65岁的伊迪斯·格奥尔格留着短发，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针织马甲。她在这里工作快30年了，是那些了不起的“时间侦探”中的一员。教会跟踪服务中心由德国联邦内务部提供财政支持，受德国天主教慈善协会和社会福利署管辖。65年以来，该组织一直在尝试，将二战期间的战地邮件寄送到收信人手中，将德国战俘的爱的邮件送到其亲属手中；直到今天，这个任务还在继续。

　　“我现在只想知道，您还活着吗？”一位充满担忧的士兵写信给他的母亲，“您每天过得怎么样，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情。如果能听到关于您的只言片语，我就心满意足了……”在薄薄的战地邮件信纸里，我们可以看到，担忧和害怕的情绪在有些凌乱的字里行间满溢。就算已经过去了70年，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封信中看到一个战俘的绝望和无力感——他什么都没有了。

　　1946年5月，德国至少有1200万人踏上逃亡之旅。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德国邮递员简直欲哭无泪：当邮箱所属的房子已经被炸毁，街道不复存在，村庄被夷为平地，这些信又该投递到哪里去呢？

　　1950-1951年，德国联邦邮政局将约120万份战地邮件和战俘信件转交给教会跟踪服务中心。这些信件均因收件人不明而被退回。在教会跟踪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按照地名和人名索引卡片来寻找战争逃亡者和战俘滞留地。这是一次对战俘家人的大搜寻。尽管工资很少、工作很困难，当时的约300名教会跟踪服务中心成员却满怀理想和希望在全德国范围内搜寻，在艰难地询问后，手写记录下每一点琐碎的信息。而这份费尽心血完成的“籍贯索引卡片”目录，使得大部分邮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得以成功投递。

　　截至今年6月，还有12万封战地邮件未找到主人，时间却已经越来越紧了。伊迪斯和她的同事又发起一次“冲锋”，或许这是最后一次了。为了让这些邮件能继续传递，他们从去年开始查看了一个又一个装满了战地邮件的厚纸箱，仔细辨认、处理那些支离破碎的信封。他们小心地取出几乎要风干的信，猜测那些褪色、模糊的字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将信封上的信息与籍贯索引卡片一一对照，不辞劳苦询问各个地区的户口登记处和信息管理处，并在巨大的“教区登记者资料库”中查找。教区登记者资料库是二战后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医生、教师和牧师齐心协力制作的。伊迪斯和她的同事都在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希望找到这70年来被忽略的线索。

　　寻找Luize B.

　　伊迪斯坐在电脑旁边，轻轻地触碰键盘，调出籍贯索引卡片，在搜索界面填写信息。在旁边的会议桌上，一束郁金香正散发着芬芳，旁边摆放着一些饼干，墙上的挂历上写着一句箴言：让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伊迪斯的办公室旁边是档案室，这里的空气非常温暖，甚至有点沉闷。为了避免阳光照进来后造成纸张提前老化，这间房没有窗户。这里的书架上摆放着满满当当的厚纸箱，12万封遗留下来的战地邮件和明信片就放在这里面。

　　伊迪斯从厚纸箱中随意抽出一封信。“这封信来自英国战俘营。”伊迪斯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封战地邮件的信封上写着英文“prisoner of war（战俘）”，只有英国人才会这么写。还有一封信来自“俄区”，正如邮戳显示的那样。一个厚纸箱标记着“RKM”3个字母。伊迪斯解释道，这是莫斯科红十字会的缩写，纸箱里是来自苏联战俘营的信件，在二战结束后很久才转交给教会跟踪服务中心。这些信的文字一般非常呆板、生硬。“当时俄国人对信件审查得很严格。”伊迪斯解释道。因此，德国战俘只能在战地邮件中传达最基本的信息，即他还活着。不过，即使是最苍白的语言也仍然会让家里的老母亲感到欣慰，至少儿子在写信的那一刻还好吧。

　　伊迪斯轻轻抚过一个到现在还未打开的陈旧厚信封。“还有很多信件。”她沉思着，语气如同嗅到线索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伊迪斯轻轻地将这封信放到桌垫上，看了一下地址：寄给比得哥什的Luize B.。伊迪斯坐在办公桌边，打开显示屏的搜索界面，输入人名和地名。无果。

　　伊迪斯并未放弃。户籍索引卡片包含约2000万条索引信息，自90年代中期起，工作人员费尽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将这些信息扫描到电脑中，以便日后搜寻。伊迪斯又发起尝试，这次她按照街道查询。在数字化的模拟地图中，她用鼠标在1939年比得哥什的街道上慢慢点击。在搜寻完一遍街道无果之后，伊迪斯又开始在另一边的街道上寻找。Luize B.，你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那里！鼠标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停下来。“找到了！”伊迪斯一下子欢呼起来，她找到了Luize B.原来所住街道的名字。伊迪斯一下子轻松下来，靠在写字椅后背上，她要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短暂的胜利时刻。很快，她又回到工作模式，在这个信封上贴了一张黄色便利贴，并将其再次放到厚纸箱中。自1946年以来，黄色一直是德国邮政的代表颜色。而在教会跟踪服务中心，黄色便利贴意味着一封信又可以开始投递了。

　　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想要当好“时间侦探”，好奇心是一个先决条件，此外，坚韧不拔和保持敏锐也是成为“时间侦探”的重要素质。不过，好奇心太大了也不行。对于教会跟踪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而言，即使已经过了70年，仍然要遵守信件保密原则。只要可以查到寄件人的地址或其他信息，就不能打开信件。不久，来自比得哥什的Luize B.的后代会收到一封很古老的信，他（她）会是第一个打开这封信的人。

　　去年，德国教会跟踪服务中心为312封信找到了接收人。“今年前4个月，我们又投递了305封信件。”伊迪斯一板一眼地说道，充满了骄傲。尽管如此，还有很多满满的厚纸箱亟待处理，成功率仍然太低，而时间越来越紧。

　　所有这些辛苦到底值不值得？二战结束之后的第70年，难道不是到了为一切划上一个句号的时候吗？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写下战地邮件，只是为了告诉他们的母亲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我很好，你过得怎么样？”作为幸存者的标志，战地邮件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现在这个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战地邮件的真正意义在于，那些在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想知道，1946年祖父到底想对祖母，或者父亲想对母亲说些什么。战地邮件成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伊迪斯拿出一个很厚的文件夹，里面保存着她在过去30年来收到的每一封感谢信。“这么多年后还能收到战地邮件，真是一个奇迹。”一个人写道，他收到了一封自己从未见过的父亲的信。“我满怀悲伤和喜悦……”一个女人讲述着她的家庭故事，她收到了母亲寄往战俘营父亲的信。她的母亲在战后逃亡时被射杀，她当时只有4岁。“我太感动了，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还能收到来自我母亲的东西。”她激动得不能自已。伊迪斯说：“对于子辈和孙辈而言，收到70年前先辈写的信，意义很不一样。因此，为每一封战地邮件所付出的辛苦和汗水都是值得的。”

　　虽然只是一些破旧的纸张，上面点缀着用钢笔或者圆珠笔写的零星词句，有些是富有个性的手写体，有些是呆板的印刷体，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贮存着几十年的深刻情感，只有找到那个正确打开封印的人，这些情感才能得以释放。

　　理智地接近历史

　　来自科隆的茱莉亚·施瓦茨是在祖父康斯坦丁·洛赫逝世4年之后出生的。现年29岁的她拥有脸书账户，喜欢通过推特和短信来交流。她几乎从不写信，更不要说手写了。当教会跟踪服务中心今年年初寄给她一封信时，她的惊喜是“无法言喻”的。这是其祖父1944年9月30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艾丽斯维尔战俘营所写的。信里写道：“我亲爱的妈妈，你无需为我担心。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都挺过来了，这一次我也一定会熬过去。我已经开始期待又能见到你的那一天。”遗憾的是，这一天终究没有来到。茱莉亚说，后来康斯坦丁的母亲死了，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这些充满真挚情感的句子深深打动了我。”茱莉亚轻轻地说。

　　茱莉亚说，实际上，他们家的人从来不知道她爷爷曾经被囚禁在美国的一所军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又是什么原因呢？她说，与许多士兵一样，康斯坦丁回家之后很少提及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会主动询问他。

　　茱莉亚表示，这封来自过去的信就像一块拼图，让她感到好奇。她想要了解整张拼图。因此，已经身为人母的茱莉亚开始在家里的阁楼寻找老照片。她还向美国阿拉巴马州一家博物馆的馆长求助，希望他能提供祖父的信息。与此同时，她还联系上了德国国防军失踪与被俘人员信息办公室，希望其能够提供士兵康斯坦丁·洛赫的信息。现在，茱莉亚经常与同龄朋友一起讨论他们的祖父母和二战。

　　一直以来，她都在心底默认爷爷是一位勇敢的反战游击队员。谁不希望是这样呢？然而，现实却给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在1944年9月——距离德国签署投降书还有几个月之遥的这封信中，康斯坦丁·洛赫写道：“终有一天，我们的武装力量会取得胜利，我对这一点始终坚信不疑。”茱莉亚说她感到既吃惊又失望。或许，茱莉亚这样的孙辈才能更加理智地接近那一段历史，因为战后很多德国家庭都陷入了沉默，大部分人都不想回顾过去，而是想着朝前看，眼睛笔直地朝前看。然而反思是必要的。

　　[编译自德国《焦点》]

　　贝蒂·斯特罗贝尔/文 夕颜/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