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七十二家房客

　　现在想来，2012年可能是我人生的分水岭。2012年之前我在北京，北京像个大火锅，我是热汤中满头大汗的一根宽粉，膨胀、滑腻，翻来覆去，身不由己，不知如何终止这样的生活。2012年，我去了英国，一住两年，与以前的生活强行“熔断”，散步，爬山，旅行，去博物馆，整个人渐渐清爽了起来。

　　英国的家庭，无论穷富，一年总要出去旅行两回，把皮肤晒得黑黑的回来。有一次，一个英国大哥看到我，说看我晒黑了，饶有兴致地问我去哪个国家旅行了。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是回了趟北京，跟哥们儿踢了几场球晒的。

　　周润发住进了房东家

　　2012年是伦敦奥运会，那两年，一个叫Airbnb的住宿预订网站开始风靡欧洲。订过房间后，旅客不是住进酒店，而是住在普通人家里—和房东同处一个屋檐下，或者住房东多余的房子。这种听上去很神奇的住宿形式，经济学家美其名曰“分享经济”。

　　我住在苏格兰，去欧洲大陆旅行基本都用Airbnb预订住宿。也怪了，我和家人选中的房东往往不是一般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房东是个剧院的经理，她男朋友看上去像个作家，文质彬彬，充满童心；柏林的房东是歌手兼DJ，从意大利跑到柏林学音乐，他租了一套房子，分租出去一间贴补生活；维也纳的房东是个不上班的奥地利青年，他的太太是个台湾姑娘，一个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遇到的这些房东让我不住地感慨欧洲文明程度高，欧洲人真闲，有文化，会生活。

　　位于巴黎15区的房东是个全职奶爸，也是个港片迷，到他家的那天，我刚好梳了个大背头，房东见到我，大喊一声：“Chow Yun Fat！”说我长得酷似他的偶像周润发，手舞足蹈地跟我聊港片。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女房东邀请我妻子和女儿去院子里聊天，她还亲手做各种糕点请我们吃。我们离开的那天，她儒雅的男朋友送我们走到公交车站，如老友一般挥手道别。

　　受那些房东们的鼓舞，我和妻子回到苏格兰后，也腾出次卧的上下铺，接待去苏格兰旅行的文艺青年和艺术家。爱丁堡是欧洲艺术之都，全世界艺术青年的圣地，所以订单不愁。不少房客身怀绝技，他们早上唱歌练声，晚上邀请我们去剧场看演出，或在家里跟我们一起吃着中餐聊着天儿，还送我女儿各个国家的小礼物。

　　美国歌唱家露丝·玛丽去爱丁堡艺术节演出，住的就是我们家的上下铺，她和我闺女江南聊音乐，后来她去伦敦开小型演唱会，还请我们去伦敦观看。

　　也有尴尬的时候，一对德国恋人住在我家，晚上他们去酒吧喝酒，回来后已是半醉。半夜，小伙子竟然迷路，跑进我们的卧室，还无助地喊着女朋友的名字。早上起来，发现这对青年早已整理好铺盖，悄悄地离开，留下满屋尴尬。

　　妻子和女儿的英文超好，而我是半瓶子醋，所以我就成了不需要跟房客交流的洗衣工，洗被罩、枕巾、毛巾、桌布。一个旅居异国的专栏作家，在风笛声处处的苏格兰，为房客洗洗涮涮而乐此不疲，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谁家子弟谁家院

　　从苏格兰回国以后，我重操记者旧业，念念不忘的选题就是“Airbnb的中国学生”，想寻找一些与Airbnb类似的中国公司，看它们在中国遇到了什么困难，正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Airbnb这种到陌生人家里做客的分享模式，将会真实地呈现出中国与欧洲的诸多差异—欧洲人更有安全感，房主心态更开放，对陌生人更具善意，而国人最大的障碍，来自对安全问题的焦虑，对陌生人的提防。

　　我开始带着题目进行采访。直到联系上“小猪短租”，才觉得找到了Airbnb模式的“中国故事”。万万没想到的是，平生第一次做财经采访，结果竟然是我加入了这家公司。

　　公司的创始人陈驰是个“轴人”，这位曾经的妇科医生，从担任赶集网旗下的“蚂蚁短租”的总经理开始，就执着于Airbnb的分享理念。他所迷恋的，就是房东和房客之间交流的美好感觉。陈驰平生第一次出租自己的沙发，是租给一位到北京看病的大姐。最后，他让大姐住进卧室，自己在沙发上睡了一夜。这似乎就是Airbnb的中国化表达了吧，给开放、透明的短租模式，添加了温暖的中国式人情。工作之余，我也做起了房东。

　　我给家里的一间卧室放上大书架，把我喜欢的书放上，接待热爱读书的青年。这间卧室里放着单人床，床头的墙上挂着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这两位作家的海报，海报上还印着博尔赫斯的名言：“我暗暗猜想，也许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希望给租客准备的卧室像一个小型图书馆。

　　果然，来我这里住的多是读书人，当然也有异类。前几天，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跟我联系，说他要拍一部学生作品，看中了我的卧室，因为很符合他影片中男主角的气质，问能不能住一晚拍电影。我接受了房款，164元，等他们上门。嚯！一下子进来近十个男生，还各有分工。他们一进门先叫盒饭上门，挺有片场的派头，场记还在卧室里贴满了动漫海报。我无意中推门进去时，男主角正沉浸在青春的迷惘中，导演说这是一部纯爱情片。

　　四个小时拍完，学生们迅速把家具恢复原状，垃圾收拾干净，很有礼貌地告别，他们对这种短租形式已经玩得很熟。我不在乎他们是谁家的子弟，他们也不在乎住的是谁家的院子，享用而不拥有，青年人最先懂得分享经济。

　　孤独的作家，温暖的书店

　　进入短租行业，我成了分享经济的“铁粉”。我拉着朋友作业本、王小山当房东，找前中国女排国手薛明当房东，招募青年人住进剧院、书店、图书馆、博物馆。

　　我有个朋友叫古清生，他是最早一批的北漂作家，曾与人合写《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后来古清生消失了，他去了神农架，写了一本《金丝猴部落》，还种起了茶叶，至今已在那里隐居近十年。

　　去年夏天，我去神农架看望古清生，想请他打开院门当房东，这样朋友们可以去看望他。老古院子的四周就是神农架的群山，那些山都绿得神秘莫测，在云雾中默立。古清生端着一个盘子，跨过院子里的小溪，走到房后高过人头的玫瑰花丛处，用浓浓的湖北普通话喊：“珍妮，大卫，你们在哪儿？”“珍妮”和“大卫”是他喂养的鸡的名字。不仅动物有名字，在老古这里，满院的玫瑰也各有讲究—门口那棵叫“自由精神”，鱼池边上的那棵叫“好运的渔夫”，还有一棵叫“爱丁堡公爵”。

　　神农架的生活太孤寂了，夏天还好，冬天封山，古清生几天不见一个人，他被称为“中国最孤独的作家”。在我的启发下，他当起了短租房的房东，还真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去看他。每当此时，老古就给房客沏茶，亲手炒菜给他们吃，还带着他们去他的茶园劳动。

　　我喜欢逛书店，去巴黎旅行时还专门朝拜了莎士比亚书店，那个海明威睡过的地方如今依然放着一张单人床，四周堆放着书籍，让文学青年们流连不已。在书店里睡一觉并梦见海明威成了我的梦想，我幻想着书店老板打开门，安顿房客睡进书店一角的小床，房客随手拿起一本书阅读，城市夜空又多了一盏灯。

　　于是，我去拜访单向街书店的许知远，去扬州找边城书店，去泉州找风雅颂书局，联系翻译家文泽尔和他的私人图书馆，一共联络了十家书店开展短租业务，邀请爱书人住进书店里。“不能住宿的书店不是真正的24小时书店”，这是一位书店老板说的。

　　短短半年时间，加入“城市之光”计划的人文书店已近20家。在中国，当书店都能住宿的时候，我知道短租的潮流真的来了，这是趋势。

　　说了这么多，那什么是分享经济呢？在我的理解里，分享经济有几个要素，要有闲置的资源、接近于零的时间成本、很低的物质成本和个性化的体验。比如一间（或一套）闲置的房子，自由职业或不算太忙的房主，每一间房子和房东都有个性，这样就能在不消耗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价值的增加，也实现了人和人的友好交往。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Uber、Airbnb、滴滴、小猪短租、在行，我好像赶上了什么大事，一场社会结构的重组浪潮？一场时间和空间的小革命？”这种兴奋又惶惑的心情，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尤其在欧洲生活了两年之后，我对中国能赶上甚至引领新一波互联网浪潮，感到不可思议。分享经济是自带价值观属性的，它冲破的是各种壁垒，既有现实中的垄断，也有人们脑海中的桎梏，它将在实名制的基础上，搭建出完善的信用体系，有了安全的技术条件，就可以推动中国向互相信任的陌生人社会转型。

　　有人说未来是分享经济的时代，它将深刻地改变中国，我将注视着这一切如何发生，并满怀好奇。

　　文_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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