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曾是《基业长青》一书中的榜样，但现在，摩托罗拉已经沦落到被迫要把手机业务分拆出去的地步。而方正、波导这样的昔日明星企业，也基本上退出了一线阵营。像吉利、比亚迪、腾讯、分众传媒这样一些新兴公司则成为一线新星。
与此对应的是，华为、万科高歌猛进，联想与TCL经历了国际化业务反思之后，进入新一轮反攻。一句话，失败者很快被人遗忘，中国经济的舞台上仍然是“成功学主导”的强者逻辑。
为什么同样的两家公司，经营模式相仿，营业收入和利润相近，而且都有坚定果敢的商业领袖来掌舵，两条曲线却突然分离，一家企业的曲线拐头向下急坠，而另一家企业的曲线则持续上行？
《基业长青》研究的是上行的公司，而《再造卓越》研究的是向下急坠的公司，这本书要回答的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一流公司为什么在成功之后走向了失败？
本书作者柯林斯的回答是，狂妄自大是任何公司进入衰落的必然征兆，或者说是衰落的第一阶段。在狂妄自大的自恋性环境中，企业的领导者会不计后果地贸然进入新领域；会以牺牲卓越绩效为代价追求增长；会在面临前后不一致或者对己不利的决策信息时，依然作出激进、冒失的决定；会否认企业因为外部威胁或内部瓦解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自大症”只是走向衰落五个阶段中的第一个台阶，柯林斯说，任何一家失败的公司，都可能从衰落的五个阶段中找到相应的解释，这是因为失败永远都是“对规律的背叛”。
柳传志经常从《基业长青》中引用的一句话是：“企业的领导人要从内部培养，而不是空降兵。”在本书中，柯林斯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指出，在对公司衰落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外来的空降兵”往往更容易把情况搞砸。2/3的从外部聘请首席执行官的公司没有让公司实现腾飞。
但更说服读者的是作者对“使命”与“价值观”的强调，很多伟大的公司当年都是出于比赚钱更崇高的目标而创建企业的。医药巨头默克公司的创始人乔治？默克二世一直孜孜以求地想要治病救人。摩托罗拉之父保罗？高尔文当年痴迷于如何通过挖掘人的创造力潜能来实现持续创新。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比尔？休伊特和戴维？帕卡德认为惠普存在的目标就是要给世界带来技术贡献，而赢利只是衡量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已。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意思是未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历程，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共同的打拼，要继承这种使命与价值观是很困难的，而这种使命与价值观才是企业基业长青之道。
比如山姆？沃尔顿选了低调的戴维？格拉斯做接班人，而格拉斯从沃尔顿那里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沃尔玛的存在并不是让它的高管满足自我膨胀的欲望，而是为它的顾客而存在的。
柯林斯没有忘记IBM的郭士纳也是从外部空降的，但柯林斯研究的结果是，郭士纳真正所做到的，恰恰是IBM创始人沃森所强调的：顾客至上的客户精神。
这一强调在中国今天的现实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含义，那就是使命与价值观是对利润与机会的平衡，在一个浮躁的商业社会中，如何拒绝诱惑？柯林斯用惠普创始人帕卡德的名字给这一现象命名为“帕卡德定律”，用来说明一个现象：公司在衰落中遭遇的问题并非因为扩张本身，而是因为盲目扩张，一家卓越的公司之所以会消亡，往往是因为机遇太多而不是因为机遇太少。
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企业更需要的是从失败中学习，记住一点，爬上一座高山也许需要10天，而掉下来却只需要10秒。登顶固然是成功的，但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企业家来说，安全下山也许更为重要。
（作者系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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