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百岁杨绛及《永远的女先生》有感

　　以娇小之躯撑起百岁人生，杨绛早已成为时代的活化石。

　　近日面世的杨绛纪念文集《永远的女先生》一书中，有51位同事、朋友、亲属等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对杨绛进行了深深的怀念和追思，捧读该书后，让我对这位百岁文化老人的一生又有了新的认识。今天读杨绛纪念文集《永远的女先生》，字里行间，字字玑珠，作为一位深深敬仰老人的读者，杨绛最让我们怀念的是什么？她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又是什么呢！

　　杨绛晚年最亲近的好友吴学昭在其追思文章《先生回家纪事》中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2014年杨绛亲手销毁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这让著名学者周国平直喊“可惜”。为保护隐私销毁书信和日记，可以理解。想当初，得知丈夫、女儿和自己的书信及手稿即将被拍卖公司公开拍卖的消息，一向低调、不爱出头露面的杨绛打破平静，拍案而起，发出紧急声明，要求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并最终赢得官司。

　　常言道：越老越糊涂。又言，难得糊涂。但96岁的杨绛却越活越清醒明白，执意对一切人生疑问做彻底的追问和解答。对一个人而言，尤其是一位老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需要冒很大风险。因为清醒和明白往往意味着孤独和痛苦，意味着希望和梦想的破灭。但杨绛不怕，她直面自我，敢作终极发问，而又实事求是，不耽于谎言，能证实的就肯定，不能证实的就存疑。她给自己的答案是，坚信人活着的时候，有肉体，也有灵魂，至于死后有无灵魂，她希望有，但不能证实，所以存疑。基于此，她一个人独自生活了十八年，不懈写作，参悟生死，知行合一，终得以从容远行。

　　有了理解和尊重，爱的灯盏才能长明。杨绛与钱钟书相识在1932年春天，丁香、紫藤盛开的清华园古月堂前。刚入读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专业的杨绛虽然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很多当时清华的人都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

　　或许是天意，她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钱钟书。据杨绛回忆，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机智幽默，侃侃而谈。两人一见如故，发现相互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钱钟书与杨绛相爱了，并从此相携走过风风雨雨的一生。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是上世纪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

　　1935年，新婚的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到牛津求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先生和钱先生为国为家，都十分着急，1938年回国。钱先生只身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住在被日军包围的如同孤岛一样的上海租界里。杨绛功底深厚，出手不凡，创作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当年5月上海解放，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之后便经历了种种斗争，历尽劫难。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等国外名著。

　　杨绛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她自己否认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如果你要确定她的身份，还真有点拿不准主意。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就拿她最看重的小说创作来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种：七个短篇和一个不长的长篇。论文、译作和散文集数目也有限。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据了解，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

　　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20世纪80年代，我在课堂上讲她的小说、散文，曾为学生读过《干校六记》写“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下放”五七干校出发情景的一个段落。当读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的时候，学生都笑了。但似乎有某种苦涩袭来，大家顷刻又寂静下来。情绪的这一转换，应该是学生体味到了杨绛接着写的感触：眼见俞平伯先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看着心中不忍”。这样节制、朴素平实、略带揶揄的文字究竟“有什么好”？这是当时留给学生，也留给笔者的问题。

　　人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了解自己，其中写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人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获得力量和智慧，其中写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杨绛的一生是漫长写作的一生，但她最好的作品却是在痛失女儿和丈夫之后写出来的。她最感人至深也被大家最多提及的是《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前者是2003年，她92岁时为纪念丈夫和爱女所作，后者是2007年，她96岁时对生死大事的自我叩问。还有2015年出版的《杂忆与杂写》，理性又率性，情深灵现，深受读者喜爱。1997年，杨绛86岁，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丈夫钱钟书去世。两年之内痛失丈夫和爱女，87岁的杨绛，从此后孑然一身，这是怎样的打击和不幸呀！但她没有被击倒，因为她有最有力的武器——写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本书会让很多读者管窥到杨绛百岁人生的智慧秘笈。96岁已到人生边缘，往回看，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她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往前看，亲人已殁，死神招手，家在何方？灵魂有无？天堂真有还是传说？以娇小之躯撑起百岁人生，杨绛早已成为时代的活化石。比如，她执意销毁大部分日记书信，执意带走一部分人生的秘密，我们只能表示尊重和理解。正因如此，也给我们留下一种联想；这些日记书信如果不被销毁，它们将会为我们还原怎样一种历史的真相？文学史的某些章节会不会重新书写？

　　文/卞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