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大名士

　　一

　　魏晋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名士，现在知名度最高的是所谓“竹林七贤”，这与其中的嵇康（叔夜）、阮籍（嗣宗）、向秀（子期）三位乃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颇有作品流传至今很有些关系；其余四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亦皆非等闲之辈。他们的故事都很多。在竹林名士稍前及同时，则有“正始三大名士”：何晏（平叔）、王弼（辅嗣）和夏侯玄（太初），他们都是思想家、理论家，著作甚丰，影响甚大，在哲学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参见拙文《正始三大名士》，《书品》2016年第3辑）。到此后的西晋（东晋人称之为“中朝”），又陆续出现了“八大名士”，他们是：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这些人著作甚少，甚至根本没有，现在已不太知名，甚至较少为人所知了，而在当时名气极大，乃是近乎明星的公众人物。三阶段的名士加起来一共十八位。

　　以上这份十八人名单的历来在东晋人袁宏（彦伯）的专著《名士传》中。《世说新语·文学》载：“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这份将有关人物经典化之名单的首创权应属于谢安。谢安当过宰相，也是东晋最大的名士；袁宏文史哲皆通，著作等身，亦属一流名士。由他们提出的名单自然很有权威性。可惜袁氏《名士传》今已不传，只知道这么一份名单。以下试就八位中朝名士略加述评。

　　二

　　裴楷（字叔则，生卒年不详），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魏冀州刺史裴徽之子、晋司空裴秀从弟。《晋书》卷三十五本传载：

　　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锺会荐之于文帝（即司马昭），辟相国掾，迁尚书郎。贾充改定律令，以楷为定科郎。事毕，诏楷于御前执读，平议当否。楷善宣吐，左右属目，听者忘倦。武帝为抚军，妙选僚采，以楷为参军事，吏部郎缺，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以楷为吏部郎。

　　似此，则其声誉不在老资格的竹林名士王戎之下。裴楷如此少小知名，应当同他的家学渊源有关，其父裴徽就是一位对于哲学思辨很有兴趣很有水平的官员。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是裴徽早年任吏部郎时首先发现了哲学天才王弼。《文学》篇又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此公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裴楷高列为中朝“八大名士”之首，除了他的年辈较长之外，还因为他有着相当全面的优势：学识、外表、辞令、气量、眼光等，皆高于流俗甚远。其中的颜值这一条，在那时很受重视，本传称：

　　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又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照暎人也”。

　　史书中关于魏晋名士的记载，往往会说起他们的仪表之美，其他时代似乎没有对男性外表如此高度重视的。

　　乐广（字彦辅，？～304），南阳淯阳（今河南南阳）人，童年时代即已获得正始名士夏侯玄的赏识，后又得到裴楷的提携，“致之于宰府”。他后来官做得很大，曾代王戎为尚书令。他又是著名的玄学家，“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世说新语·文学》曾记录过他的一个著名故事：

　　客问乐令“旨（指）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又因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这里来客与主人乐广讨论先秦名家的一个理论命题，乐广顺手用麈尾作道具简要地演示了一下就讲清了深奥难懂的问题。按《庄子·天下篇》里列举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命题，有下列多种——

　　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物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如此等等。这些看上去稀奇古怪的说法，在名家那里都能讲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名家非常注意区分局部与全体，或曰特殊与一般，所以某一具体车轮的某一部分碾在地上之某一处是可以说的，“轮蹍地”则不能成立。看东西除了要用眼睛以外，还需要其他条件，例如光线、精神等等，单是目则不见。用指头指着某物叫人看，指头不必老是指着它，也不必与所指者直接相连，即使这样，被指之物仍然在那里——这就叫作“指不至，物不绝”。

　　某客不理解“指不至”的意思，乐广以麈尾为道具演示给他看，拿麈尾敲敲几案，这就是让你注意这几案；敲两下又将麈尾举起来，离开（“去”）几案——这就是所谓“指不至”，而其所指之物也就是几案仍在原处，这就是所谓“不绝”。于是客乃悟服，“指”无须抵达所指之物并与之合而为一，所以它完全可以离开其物。

　　以此理推之，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采用某一手段，在目的达到以后，那手段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取消了，“指不至，物不绝”亦犹此意。这与道家所说的“得鱼忘筌”、玄学家所说的“得意忘言”，都是可以相通的道理。

　　魏晋名士说话，非常讲究简明扼要意味深长，如果啰啰嗦嗦，唠唠叨叨，只要有这么一个弱点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名士。《晋书·乐广传》载：“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其为识者所叹美如此。”只有把道理想得很透彻，说话才可能极其简明有味。

　　乐广名言甚多，《世说新语》一书中多有记载。魏晋是高度重视口头表达的时代，文章可以不写甚至不大会写，言谈一定要有水平。没有几句名言而欲成为名士，那是很困难的。

　　王衍（字夷甫，256～311），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人，“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从弟。琅邪王氏是魏晋时代著名的高门，而出生于高门对一位名士来说极其重要，寒门子弟欲成为名士很难很难，一方面是因为不容易得到充分而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在官场和清谈场里缺少人脉资源。

　　王衍门第高华，更以精研玄理、长于玄谈获得极高的声誉，《晋书》卷四十三本传云：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王衍不仅清谈水平很高，而且颇有雅量，风度极好。他同裴頠（逸民）对玄学看法很不同，曾经深谈过，不甚分胜负。“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想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王衍对持不同意见者很尊重，此是大家风度。

　　西晋若干名士派高官跟王衍一样，身居高位，不做实事，是后来被斥为“清谈误国”的一批代表人物。《晋书》本传载，中原大乱后，王衍成了石勒的俘虏——

　　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使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到临死之际，王衍也认识到他们的清谈浮虚误国误己。但到这时候才觉醒，已经太晚太晚了。

　　庾敳（字子嵩，262～311），颍川鄢陵（今属河南省）人。颍川庾氏是著名的高门，本是儒学世家，从庾敳开始由儒入玄，他“自谓是老庄之徒”，在西晋末年天下多故的时候，一方面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又完全是一派名士姿态，非常善于保护自己，《晋书》本传说他“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鵩鸟》也”。

　　《意赋》大讲了一通存亡均齐的道家大道理：

　　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

　　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

　　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

　　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

　　且安有寿之与夭兮，或者情横多恋。

　　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忘其情愿。

　　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唯质所建。

　　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

　　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

　　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

　　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毫锋之半。

　　飘摇玄旷之域兮，深莫畅而靡玩。

　　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

　　赋本来一向是“体物”的，而这里却完全是说理，而且说的完全是玄学的道理。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玄言赋。玄学的抽象道理如此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文本，并且贯穿其始终，还是头一次。

　　哲理如此大举进入辞赋必然给其他文体带来重大的刺激，玄言诗的日趋繁荣与此不无关系。两汉以至魏晋时代，赋乃是文体的中心，其他文体例如诗歌往往致力于向赋取经，学习它的题材、手法、风格；玄言诗与玄言赋也就很自然地有着莫大的关系，产生了“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样同时共生的情形，可惜这一点长期以来似乎被文学史家们忽略了。

　　王承（字安期，生卒年不详），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魏司空王昶之孙、晋汝南内史王湛之子。太原王氏是魏晋有数的高门之一，几个分支都人才济济。王承早有盛誉，后来较早南渡，在两晋之交的政坛上发挥过很大作用。《晋书》卷七十五本传称颂他：

　　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贵异之，比南阳乐广焉。

　　……及至建邺，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

　　他的直系后代，在东晋的政局中多有占据要津者。太原王氏不如琅邪王氏那样枝叶繁茂风头十足，但比较肯务实，又很有韧性，后来维持其高门地位的时间相当长。

　　阮瞻（字千里，生卒年不详），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儿子，亦即是阮籍的侄孙。陈留阮氏是魏晋时代的一大名门，人才很多，各有特色，但没有出过级别很高的官员。

　　阮瞻早在青年时代就有很高的玄学水平，他最著名的故事是只说了三个字就得到很高评价，被请出来充当高官的僚佐：

　　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晋书·阮瞻传》）

　　“将无”或写成“将毋”，当时的口语，表示就是如此而不能十分肯定的意思，表达一种委婉的语气。把儒家和老庄打通并结合起来，正是玄学的基本理路。这个所谓“三语掾”的故事，也有记载说发生于阮脩与王衍之间，其详已不可考了。

　　阮瞻后来进了东海王司马越的王府，为记室参军，“与王承、谢鲲、邓攸俱在越府”，人才一时称盛。司马越乃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其府吏同后来东晋开始的政局关系很深，出了许多要人，包括一代名相王导。

　　阮瞻的弟弟阮孚（字遥集，279？～327）也是知名之士，他以当官不肯做事、终日酣纵著称。阮瞻的侄子阮脩亦为名士，王衍曾给予高度评价，可惜死于乱兵之中。

　　卫玠（字叔宝，286～312），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卫恒的儿子，乐广的女婿。长于清谈，且颜值极高，称为“玉人”。他每到一处，总是遭到围观。卫玠最后即死于请谈和围观。《世说新语·文学》载：“卫玠始渡江，见王大将军（敦），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极”是非常疲劳的意思，两位名士忘我地清谈，卫玠已经很吃不消了。《世说新语·容止》又载：“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身体已经很不好的卫玠再遭到围堵追看，终于不起。

　　谢鲲（字幼舆，？～322），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陈郡谢氏兴起较晚，但后来大放光芒，谢安为一代名相，贡献不下于王导。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并称“王谢”，代表魏晋士族的最高端。

　　谢家在曹魏时地位一般，谢鲲的祖父谢缵、父亲谢衡，官阶都不甚高，而笃守传统。谢鲲虽是名儒之后，却“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虚为鄙俗”，遂成名士。他后来比较早地渡江南下，为谢氏家族在南方的扎根发展打下了基础。

　　谢鲲青年时代风流放达，他最著名的故事是“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谢鲲一派名士风度，寄情山水，长于清谈，宅心玄远，而政治上并不糊涂，他曾经多次向王敦进言，希望这位大将军勿为已甚，还是要尊重司马氏皇室。

　　史称谢氏家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谢家历来重视文学，又一向有热爱自然欣赏山水的审美传统，后来产生了谢灵运、谢庄、谢朓等知名作家。

　　三

　　以上八位西晋名士的籍贯，不出于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三省。就其共性而言，当时名士的一般条件有这样几条：

　　其一，精读《老子》、《庄子》以及儒家的经典，胸怀宽广，具有相当的玄学素养，但不一定要有什么新的理论创造。能写诗作赋最佳，不写也不要紧。

　　其二，必须能说会道，长于清谈。说话要简明中肯，最忌辞费。

　　其三，出身名门，外观俊美。有点绯闻八卦倒也无妨，但不宜太出格。

　　其四，要有前辈提携，朋友圈里大家互相栽培，共同提高知名度。奖掖后进，争取达成领军地位。对于持不同的意见的人，要有宽容的雅量。当官能做事固然好，不做事亦可。如果只是埋头做事不讲玄学，在当时的观念里乃是俗吏，不可能成为名士。

　　以上四条缺一不可。当时名士的长处在此，而问题也在此。当官而不作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形成风气，国家就很危险了。

　　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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