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内街乙11号的吉皮乌斯（外一篇）

　　到巴黎之后，吉皮乌斯就好像没离开过博内街乙11号。那幢房子是她和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租住住宅。将一生只交给写作与思考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居然战前就会在巴黎租房有点令人意外。十月革命后到巴黎的俄国作家不少，租房而住的人还是不多，哪怕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流亡作家蒲宁，他的巴黎岁月几乎是在旅馆中度过，丰厚的诺奖奖金也没让他想去买套住宅。所以，当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巴黎后就幸运地说：“现在它有用了！巴黎闹房荒。要是现在我们没有住宅，那可怎么办？”

　　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巴黎汇聚的俄国侨民众多，知识分子占据绝大多数。精神探索与时代危机的冲突，使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在国内时就组织沙龙，探索俄罗斯的未来“新路”，到巴黎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更使他们致力于探索人类精神失落的根源。他们像在俄国一样，在博内街乙11号继续组织集会。沙龙的日期固定在每周星期天，该沙龙遂被命名为“星期天集会”。

　　在今天回顾历史，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的“星期天集会”堪称磁石，吸引了一大批前来参加的文化精英，其中包括蒲宁、霍达谢维奇、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苔菲、瓦尔沙夫斯基、沙尔申、扎伊采夫、阿达莫维奇、克伦斯基、马姆琴科、波普拉夫斯基、杰拉皮阿诺、伊万诺夫和奥多耶夫采娃夫妇等等。奥多耶夫采娃对集会的房子有所描述：“一幢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寓，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住宅。尽管寓所稍嫌简陋，布置得没有品位，但书架上摆满了书。”每到星期日，登门参与讨论的人络绎不绝，展开的话题无所不包。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宗教的，没哪样会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痛恨的“庸俗题材”。作为主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自然是辩论的中心。

　　早在国内，梅列日科夫斯基就闻名欧洲。吉皮乌斯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她给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初见感觉甚至是“土气”。自然，我们可以从吉皮乌斯的诗歌和随笔集《往事如昨》中见识她的才华。客观来说，嫁给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吉皮乌斯能够走向知识阶层核心的重要因素。关于他们的婚姻，最令人惊讶的是，两人自结婚之日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去世，整整五十年里，两人从未分开过一天。似乎两人要用事实反驳拉罗什富科在《箴言录》里所说的那句“世上存在美好的婚姻，但不存在令人惊叹的婚姻”。有可能让他们分开一次的事情是夫妇俩应墨索里尼邀请前往罗马，返回后发现皮箱钥匙忘记带回，不得已，两人又只得破费两张卧铺车票钱重回罗马。他们后来对朋友们抱怨此事，有人说为什么不让梅列日科夫斯基一个人回去取时，吉皮乌斯的回答像听到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那怎么成！绝对不行。不可思议！让我们分开一夜？这种事我们结婚后还没发生过，但愿以后永远也不会发生。”

　　二人以后也的确没有发生分开过的事，若就此以为他们琴瑟和谐又会犯想当然的错误。双方都坚持获得完全自由的个性使他们彼此争吵，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分房而居。梅列日科夫斯基虽以勤奋闻名，仍始终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灯下熬夜是吉皮乌斯的习惯，乃至梅列日科夫斯基婚后诗歌处处流露爱情与自由的针锋相对。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不能过性生活的流言也四处弥漫。令我意外的是，美国学者罗森塔尔在其著作中提到1900年左右，一个叫非洛索佛夫的人曾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形成公开的“三口之家”，这不免让我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爱上布里克的妻子莉丽而三人同居的残忍故事。两个家庭的丈夫都没有和闯入者发生争吵。到巴黎之后，吉皮乌斯经常邀约诗人伊万诺夫到她房间谈至深夜。那时吉皮乌斯年事已高，两人也不可能传出风流韵事，从中仍可见吉皮乌斯掌控一切的强烈个性。夫妻二人的角色完全颠倒，吉皮乌斯成为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成为妻子。按魏宁格尔的说法，在这对令人惊叹的夫妻中，吉皮乌斯代表了男性的逻辑，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代表了女性的直觉。

　　在博内街乙十一号的“星期天集会”中，吉皮乌斯也当仁不让地扮演强硬的“丈夫”角色，尽管参与集会的人都愿意聆听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灼见。毕竟，梅列日科夫斯基学识渊博，口才出众，充满吸引人的魔力。谈论任何一个话题，都能不看书本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听他讲话几乎像听一次激情演讲。吉皮乌斯总喜欢随意打断丈夫，从她口中容易蹦出的格言常常是“我不同意”和“如果需要解释，那就不需要解释”。这两句话有时真还可以给人深意之感，认真琢磨，却又苍白如纸。奇怪的是，每每在这时，梅列日科夫斯基会停下演讲，去听吉皮乌斯接下来的高论，然后再和她展开辩论。吉皮乌斯似乎并不觉得打断丈夫演讲有何不妥，就像她打断任何人的说话也不觉得不妥一样。也因此，在巴黎的吉皮乌斯令不少人反感，不仅是她在集会时表现的姿态，连生活中的样子也令人很不以为然。年逾花甲的吉皮乌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颓废的圣母”模样。奥多耶夫采娃对吉皮乌斯的外貌有极为传神的描述，在早餐前的梳妆是“头发梳光，上过脂粉和胭脂”，外出散步时则“戴着一顶早已过时的古怪的宽边呢帽——有时戴小圆帽，帽檐遮住眉毛，一只眼戴着单片眼镜，昂首阔步，威风凛凛。走在阳光下，脸上厚厚的一层脂粉和胭脂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她肩上永远披着一件带玫瑰的狐皮”。就连承认吉皮乌斯才华的托洛茨基也忍不住讥诮地说过：“我不相信真有鬼怪，既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妖精，然而一想起吉娜伊达·吉皮乌斯，我相信确实有妖精。”

　　这些话也许是托洛茨基的刻薄之言。吉皮乌斯也的确有令人难堪之处，譬如来参加“星期天集会”的人，个个都非无名之辈，吉皮乌斯总要摆出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有个细节很说明问题，不论来客何人，吉皮乌斯总是自己端起咖啡，从不问客人们想喝什么，除了茶，再没有其他饮品。对每一个进来的人，吉皮乌斯都会举起手中的单柄长眼镜，面无表情地将来客细看一番。可以想象，被吉皮乌斯如此居高临下打量的客人会产生怎样的心情。她大概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她丈夫，星期天的博内街乙11号还会有多少人愿意登门。

　　不过，吉皮乌斯始终保持自己在博内街乙11号的地位，任何进来的人都得服从她的安排。因左耳听力不佳，坐在她右边的人几乎是接受某种特殊待遇。有时候，待遇又会突然取消。某次苔菲来访，吉皮乌斯抬起单柄眼镜，以命令似的口吻对已坐在她右边的诗人费利津夫说：“请把您的座位让给娜杰日达·亚力山德罗夫娜！”尴尬的费利津夫只得起身另坐。吉皮乌斯对苔菲抱有真诚的友谊吗？也不见得。苔菲名气之大，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眼里是唯一值得收入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纪念册的俄罗斯作家，后来的斯大林也将她和蒲宁等而视之，命令访问巴黎的爱伦堡劝说他们回国。在吉皮乌斯眼里，苔菲是文坛女作家中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是她很罕见的只在背后攻击的作家。所有人都喜欢苔菲，吉皮乌斯也就不得不将自己右边的座位给她。当得知著作等身的苔菲又有新书要出版时，箱底下压着十七部著作无法出版的吉皮乌斯不无嫉妒地讥讽苔菲写作“用不着削尖铅笔，您用的是自来水笔”。

　　从这些事情来探讨吉皮乌斯的性格确有意思。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吉皮乌斯历来就性格乖癖，接近男性性格的争强好胜感使她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吉皮乌斯文学造诣确实不低，尤其阅读量惊人，培养了瞧人不起的毛病。丈夫的名声使她成为时代精英们汇聚的中心，从她的一系列言行来看，恐怕连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未必使她内心崇敬。丈夫逝世之后，出于对亡人的纪念，吉皮乌斯为他撰写了颇有情感的传记。奇怪的是，传记对他们的生活细节极少涉及，仿佛她写的不是那个和她度过五十载岁月的丈夫。从他们同代人的文字来看，梅列日科夫斯基性格同样高傲，除了对自己和妻子，谁也不爱。只是，他们分房而睡的婚姻真能使他们产生有浓烈的爱情吗？没有谁进入过他们真正的生活，就连他们自己，也很难进入彼此的思想。吉皮乌斯坦承，和丈夫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其实不了解丈夫。两个互相不了解的人很难说得上有真正的爱情。能够支撑他们的是共同的思想探索和政治抉择。难以想象他们五十年来无日不进行思想交锋。就思想来说，梅列日科夫斯基高出吉皮乌斯何止一筹？吉皮乌斯的傲慢个性未必会甘愿臣服，否则她也不会在丈夫谈话时想打断就打断。更可能的，是二人习惯了彼此陪伴。孤独对任何人都难以忍受，何况是永别家乡故土的人。或许对他们来说，彼此都是自己回不去的故土象征。

　　尽管吉皮乌斯个性尖刻，同时代人对她的创作还是有颇高评价。勃留索夫认为她的诗歌“勾画出了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安年斯基更进一步，认为她的创作“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从作品来看，吉皮乌斯固然当得起这些评价。对只看作品的读者来说，一个被高度评价的人必然有非同凡响的人格魅力。从吉皮乌斯在博内街乙11号的行为来看，我们又觉得那只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女人形象。事实上，当时在巴黎的俄国知识分子没有谁愿意接近吉皮乌斯，甚至都不知不觉地对她有憎恨之感。吉皮乌斯毫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感受。不憎恨她的人，她很难施以友好，憎恨她的人，会理所当然撞见她的冷漠和轻视。

　　我曾看过一张吉皮乌斯年轻时的照片，身材颀长，面容娇美，活脱脱一个俄罗斯美女，想象不出她晚年在博内街乙11号是什么“妖精”样子。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照片都是支颐端坐，眼神敏锐，闪烁智慧的光芒，胡须精致连鬓，看起来充满男性魅力。从好几个同时代作家的描述中，我们又得知梅列日科夫斯基其实十分瘦小，背驼如虾，一张脸总给人苍老之感。无怪安德烈·别雷会暗示，吉皮乌斯嫁给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爱情无涉，仅仅是后者名满全欧，有公认的大师声望。所以，再回想拉罗什富科的话，我们或许能说，“令人惊叹的婚姻”未必就等于“美好的婚姻”，不管它的表面有多少令人惊叹之处。

　　对占据二十世纪文学史重要位置的白银时代来说，博内街乙11号是无法绕过的重要构成。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思想激辩，出现过的对未来俄国的预想，出现过的对世界历史的尖锐审视，无不激起后人心向往之的感受。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朝一日去往巴黎，我一定要去找找博内街乙11号，不知道那里是否会成为纪念馆或是干脆成为无人光顾的空宅。当我走进去，回想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思想激荡，必然令我肃颜，当想起吉皮乌斯在里面表现过的傲慢和颐指气使时，大概我又会忍不住微微一笑。

　　他是说谎者

　　1999年，学林出版社出版过俄罗斯作家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一书。该书涉及白银时代诸多作家，伊万诺夫似乎想通过自己与他们的交往，给读者留下一幅幅作家肖像以及一些时代的逸闻轶事。身为古米廖夫一手创建的“诗人车间”中的重要一员，伊万诺夫完全有资格也有才力刻画同时代的作家群像，毕竟那些人和他交往频繁，是他熟悉的对象。令人惊讶的是，伊万诺夫的著作刚一出版，立刻遭到包括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谢维里亚宁、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内的很多人声讨，指责伊万诺夫行文虚假。在今天来读，伊万诺夫自认《回忆录》的著作确有不少出自他的个人虚构。在文学史上，题为“回忆录”的书被诟病为虚假极为罕见，尤其比较一些与他同时代作家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伊万诺夫对大量事件进行了编造。在读者眼里，不论其文笔如何优美，既然是回忆，就不应有杜撰，更何况，白银时代作家们携带的个人事件足够他如实来写。

　　问题来了，伊万诺夫为什么要说谎？

　　作为诗人，伊万诺夫对今天影响不大，在当时却声名显赫，连白银时代巨擘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认为伊万诺夫是当代第一诗人。以梅列日科夫斯基眼光之毒，不可能无根据地下此断言。我们今天能说，梅列日科夫斯基确实走眼了。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在当时占据十分显要位置的诗人作家，一旦时过境迁，往往被时间抛弃。不是说那位诗人在当时不该占据那样一个位置，时间最终会做出它的取舍。文学的神秘性也在这里，个人终究无法与时间抗衡。

　　因而更奇怪的问题是，如果伊万诺夫的著作是依靠谎言来维持的话，他这部回忆录又如何能穿透时间留下来，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取悦了时间？换言之，时间为什么喜欢伊万诺夫？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在白银时代，伊万诺夫确是一个人物，兴趣广泛，博览群书。我留意到他一生有三次重要选择，童年时他渴望成为画家，以至将格拉巴里的《艺术史》读得滚瓜烂熟；大学时又渴望成为化学家，成绩之优异，竟使化学老师将实验室的钥匙也交给他，允许他单独做实验；再后来，一次偶然的诗歌背诵课的经历导致他决定要成为一个诗人。选择看起来容易，决定人的，又不外乎经历对自己性格的塑造。伊万诺夫的经历谈不上惊天动地，如果那一代人的经历都跌宕起伏的话，伊万诺夫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员。共同经历的事情对个人会产生奇特的影响，就像一棵树上长不出两片相同的叶子，同理，相同的经历也造就不出两个性格一样的人。伊万诺夫的童年经历就与众不同。我们都能理解，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不小，尤其对一个诗人来说，童年经历会直接引导他今后的文学走向。

　　伊万诺夫童年时就心灵敏感。没有这一敏感，他也在日后成不了诗人。大概因为年幼，伊万诺夫母亲总是禁止他进入家中某个房间。对所有人来说，越禁止的越引起好奇，童年时尤甚。于是，趁某天家里无人之际，伊万诺夫大胆走进了那间被禁止踏入的房间。房间内十分奇怪，除了衣柜，还有数不清的镜子。镜子互相映照，产生奇特的空间变形。伊万诺夫感觉自己一下子进入了空间交错的深处，不由吓得浑身发冷。这一感受能让我们想起博尔赫斯笔下的镜子。在博氏那里，正是镜子对万物的反现，造就了他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根源。对伊万诺夫来说，童年猝然面对一面面互映的镜子，似乎是到了一个无法返回的魔性空间。真实感消失了，或者说，他以为和习惯的真实消失了。说真实消失又肯定不对，只是那些映照出的事物在四面八方同时出现，对敏感的伊万诺夫来说，感到的只会是陡然来临的恐惧。很多年后他承认，恐惧使他“头一次感到类似灵感的东西”降临。从此以后，伊万诺夫对镜子不仅惧怕，还充满说不出的敌视，乃至看见镜子掉头就走。在他眼里，镜子里的自我和其他事物都变成了某种虚幻。

　　另一件对他影响至深的事是他父亲之死。

　　伊万诺夫父亲是波洛茨克公国贵族。年轻时效法祖辈报考军校。在步兵学校毕业后成为炮兵，参加过东方战争后，调入保加利亚国王组建的近卫军混合团，成为亚历山大·巴藤贝克国王的侍从武官，妻子也有“宫廷第一夫人”的美誉。夫妻的日子就在花天酒地的宫廷中度过。好景不长，巴藤贝克王朝覆灭之后，夫妻返回华沙，伊万诺夫父亲重新进入团队。在华沙的日子不再可能使他们过挥金如土的生活。在他们感觉生活难熬之际，命运又开始垂青这对夫妻，伊万诺夫父亲的姐姐去世，给弟弟留下巨额遗产。于是伊万诺夫父亲退役后成为地主，眼看好日子又将继续了，命运再一次收回对他们的眷顾，一场永远调查不清的火灾烧光了他们全部家当。伊万诺夫父亲精力充沛地想重振家业，采取的投资措施又无不以失败告终。为避免破产，状况越来越糟的一家之主带领全家迁往彼得堡，伊万诺夫的童年幸福也随之结束。

　　命运的打击没轻易放过他们。伊万诺夫父亲继续投资，证券业吞掉他们最后的财产。或许是因为奔波，或许是心理崩溃，伊万诺夫父亲突然瘫痪了。终于能起床时，他在某夜说要出门一趟。预感不祥的伊万诺夫哭着恳求父亲带他一起出门。从未拒绝过儿子任何请求的父亲断然拒绝了。第二天，伊万诺夫的预感变成了现实，父亲从火车上坠车而死。很多年后他发现，父亲其实死于自杀，他在死前购买了大宗保险，以便让家人能继续过温饱生活。

　　这些非同一般的童年经历不可能不影响到伊万诺夫的性格形成。对他来说，经历的都是真的吗？房间里互相映照的镜子在反映他所见的现实吗？父亲的死是真的吗？没有谁愿意接受父辈的死亡。尤其是父亲。在一个孩子眼里，父亲意味全部的依靠，他能给自己全部的安全，给自己全部的真实。我总觉得，在很多年里，伊万诺夫一定不愿意承认父亲真的死去了，觉得他会随时回来。死亡的可怕就在于一个活生生的人从身边永远消失，他的所有又仍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

　　不愿承认死亡，是不是就是不愿承认最高的真实？

　　对伊万诺夫来说，真实究竟是什么？该承认的是真实，不愿意承认的就不是真实吗？他所得知的和别人告诉他的，不一定让他觉得是真实，甚至他成年后发生的事也会让他觉得真实的可疑存在。流亡巴黎后，有一次他和化学家马克·阿尔丹诺夫闲聊。后者突然发现，伊万诺夫对化学竟然如此精深，不禁惊异地问伊万诺夫，为什么不告诉他自己是化学家的身份。伊万诺夫十分意外，那时他已是无人不知的诗人。他告诉对方，自己少年时喜欢化学，目前的化学知识不过是十四岁时学到的一些粗浅知识。阿尔丹诺夫无论如何也不信。事情虽小，我总觉得，它或许是伊万诺夫遇见的又一件撞动内心之事。他少年时的确对化学有狂热的钻研劲头，终究没成为化学家，如今被一个货真价实的化学家指认为化学家，难道他的身份在旁人眼里出现了置换吗？如果是，那么他在旁人眼里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是谁？

　　或许，在伊万诺夫的生活中，始终就被这些真实与否的问题困扰。这些困扰造就了他奇特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也造就他时刻想把自我掩藏起来的欲望。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恐怕连伊万诺夫自己也找不到答案。他只是觉得，在别人眼里，他不是别人眼里的他。如果说别人眼里的他不是真实的他，那么在他眼里，别人也未必就是别人以为的自己。难怪吉皮乌斯把他称为“纯粹化学状态下的诗人”。就吉皮乌斯的说法来看，也充满模糊不清的暧昧。没有人说得清什么是“化学状态”——是不停地变化情感还是不停地更换面具？

　　伊万诺夫一生未找过工作，写作也只是想写时才写，这个想写的时候又十分稀少。我有时候总怀疑，伊万诺夫是不是在看似懒散的状态中，其实是像哲学家一样地思索自己和他人的真伪。他曾写过“我从空虚中创作杰作∕听我朗诵的只有傻瓜和坏蛋”的诗行。对读者来说，难以想象一个人居然是在“空虚中创作”，我们又能够体会，这样的诗行不可能不来自伊万诺夫心灵深处。心灵深处的必然是真实。那么，他提到的“傻瓜和坏蛋”会是他真实的读者吗？将读者看成傻瓜，既可以说是伊万诺夫志大雄心得看不起任何人，也可以说在伊万诺夫眼里，愿意阅读空虚的人，也就是自己在失去真实的人。他和那一代人经历的历史翻云覆雨，委实像他童年看到的镜子，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一个被折射和挡回的自己，那么，他看其他人的眼光会不会也自嘲地以为自己是“傻瓜和坏蛋”？于是，他将真实当作虚构，将虚构当作真实。在他那里，二者或许都是同一回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妄念猜测，从伊万诺夫的著作来看，他的确被说不清的妄念控制。读《彼得堡的冬天》，我发现伊万诺夫始终将真实与虚构交织一起来写。对伊万诺夫这样经历奇特的人来说，真实与虚构并没有什么界线。在我们生活中，二者不一直就在互相映照吗？从写作文本出发，抹掉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不恰恰是写作本身的妄念？在卡夫卡那里，在乔伊斯那里，在胡安·鲁尔福那里，在博尔赫斯那里，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们见识的妄念难道还少吗？

　　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