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文的宿命——《蒋子龙文学回忆录》自序

　　在我青年时喜欢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会变得愈加崎岖和坎坷。这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幸运，还是由于灾难？是出于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可实在没有意识到。

　　豆店村距离沧州城只不过十多里路，在我幼年的心里却好像很遥远。我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是跟着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赶一次集，那就如同进城一般。据说城里是天天赶集的。我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那些“能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阴森可怖，仿佛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晚上听完鬼故事，连撒尿都不敢出门。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门都会有人敬烟敬茶。

　　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我跑了七八里路来到铁道边，看着这比故事中能盘山绕岭的蛇精更为神奇的铁蟒，在眼前隆隆驰过，真是大开眼界，在铁道边上流连忘返。以后又听说夜里看火车更为壮观，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比妖精的眼睛还要亮。于是，在一天晚上我又跑到了铁道边，当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美美地饱了眼福之后想起要回家了，心里才觉得一阵阵发毛，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炸开来，身后似有魔鬼在追赶，且又不敢回头瞧一瞧。

　　道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更不知是鬼是仙。当走到村西那一大片松树林子跟前，就更觉毛骨悚然。我的村上种种关于神狐鬼怪的传说都是在那个松树林子里进行的，树林中间有一片可怕的、大小不等的坟地。我的头皮发炸，脑盖似乎都要掀开了，低下头，抱住脑袋，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松树林，回到家里浑身透湿。待恢复了胆气之后，却又觉得惊险而新奇。第二天和小伙伴打赌，为了赢得一只“虎皮鸟”，半夜我把他们家的一根筷子插到松树林中最大的一个坟头上。

　　长到十来岁，又迷上了戏——大戏（京剧）和家乡戏（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三月庙会就跟着剧团后边转，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今天《三气周瑜》里的周瑜吐血时，把早就含在嘴里的红纸团吐了五尺远，明天吐了一丈远，我都能看得出来，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记得烂熟，百看不厌。

　　这也许就是我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

　　上到小学四年级，我居然顶替讲故事的，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我不习惯坐着，就趴在炕上大声念起来。因为我能“识文断字”，是主角儿，姿势不管多么不雅，乡亲们也都可以原谅。《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有时读完了《三侠剑》第十七卷，找不到第十八卷，却找来了一本第二十三卷，那就读第二十三卷，十八到二十二卷就跳过去了。读着读着出现了不认识的生字，我刚一打怔神儿，听众们就着急了：“意思懂了，隔过去，快往下念。”直到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了，舌头打不过弯来了，二婶赏赐的那一碗红枣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场。

　　由于我这种特殊的身份，各家的闲书都往我手里送，我也可以先睹为快。书的确看了不少，而且看书成瘾，放羊让羊吃了庄稼，下洼割草一直挨到快吃饭的时候，万不得已胡乱割上几把，莲蓬松松支在筐底上回家交差。

　　这算不算接触了文学呢？那些闲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确使我入迷，但是对我学习语文似乎并无帮助，我更喜欢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考算术想拿一百分很容易，而语文，尤其是作文的成绩总是平平。

　　上中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天津市，这是一个陌生的、并不为我所喜欢的世界，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决不会低于前两名，而且考第一的时候多，却仍然为天津市的一些学生瞧不起。他们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说话时的土腔土调，好像由我当班长是他们的耻辱。我在前面喊口令，他们在下面起哄。我受过各样的侮辱，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拼死命打过架，胸中的恶气总算吐出来了。我似乎朦朦胧胧认识到人生的复杂，要想站得直，喘气顺畅，就得争，就得斗，除暴才能安良。

　　1957年底，班干部要列席右派的批判会。有一天我带着班里的四个干部参加教导处孟主任的批判会，她一直是给我们讲大课的，诸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前天还在讲课今天就成了右派，散会后我对班里的学习委员嘟囔：“孟主任够倒霉的。”平时一直对我当班长不服气（其实我是因入学考试成绩最高才被任命为班长的）的学习委员竟然到学校运动办公室告了我一状。孟主任有一条“罪行”就是向学生宣扬“一本书主义”，学习委员的小报告让运动办的人找到了“被毒害最深的典型”。于是全校学生骨干开大会批判我，美其名叫给我“会诊”。批着批着就把我去市图书馆借阅《子夜》、《家》、《春》、《秋》、《红与黑》、《复活》等图书都说成是罪过。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被我当成好朋友的同学竟然借口看我的借书证，而且还问我有什么读后感。我毫不警觉，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却全记在小本子上，去向老师汇报。断断续续批了我几个月，全校就只揪出我这么一个“小右派”，一下子臭名昭著，连别的中学也知道了我的名字。

　　幸好中央有规定，中学生不打右派，他们将我的错误归纳为：“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根据“想当作家”这一条再加以演绎，在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批判词：“……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还想当作家！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如果将来都成为作家，他当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出三十九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

　　最后学校撤掉我的班长职务，并给我一个的严重警告处分。

　　处分和批判可以忍受，侮辱和嘲笑使我受不了，我真实的志愿是想报考拖拉机制造学校，十四门功课我有十三门是五分，唯有写作是四分。我仍然没有改掉老毛病：喜欢看小说。他们把“想当作家”这顶不属于我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然后对我加以讽刺和挖苦。一口恶气出不来，我开始吐血，没有任何症候的吐血，大口吐过之后，就变为经常痰里带血。害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敢去医院检查，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敢让同学们知道而弹冠相庆。一个人躲到铁道外边的林场深处，偷偷地写稿子，一天一篇，两天一篇，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希望能登出一篇，为自己争口气，也好气一气他们：你们不是说我想当作家吗？我就是要当出个样子来叫你们看！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而且还深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书都不要轻易批判，你说他写得不好，你恐怕连比他更差的书也写不出来。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惨败之后，加上背着处分，出身又不好，我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考进了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后来分配进了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厂长冯文彬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想不到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以后就当上了生产组组长。

　　师傅断言我手巧心灵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工匠（就是八级工），但是必须克服爱看闲书、爱看戏的毛病。一个学徒工竟花两元钱买票去看梅兰芳，太不应该。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很高兴为它干一辈子，不再想写作的事，心里的伤口也在渐渐愈合，吐血的现象早就止住了，到工厂医院检查只得了四个字的结论：左肺钙化。但也留下一个毛病：生活中不能没有小说，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会儿书。

　　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海军来天津招兵，凡适龄者必须报名并参加文化考试。我出身不好，还受过处分，左肺有钙点，肯定是陪着走过场，考试的时候也很轻松。不想我竟考了个全市第一，招兵的海军上校季参谋对工厂武装部部长说：“这个蒋子龙无论什么出身，富农也好，地主也好，反动资本家也好，我都要定了。”很长时间后我才想明白，要说我在全校考第一不算新鲜，在全市考第一连我自己都觉有点奇怪，我并没有想考多好，很大的可能是有些城市孩子不想当兵，故意考坏。我已经拿工资了，对家境十分困难的我来说这四十来元钱非常重要，可以养活三四口人，而当兵后只有六块钱津贴，还要丢掉自己喜欢的刚学成的专业，真是太可惜了。

　　没想到进了部队又继续上学，是海军制图学校。这时候才知道，1958年炮轰金门，世界震惊，我们宣称其他国家不得干涉我国的内政，可我们的十二海里领海在哪儿？因此从京津沪招一批中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学习测绘，毕业后绘制领海图。在这之前我确实不想当兵，可阴差阳错已经穿上了军装，想不干也不行了，就不如安下心来好好干。渐渐我的眼界大开，一下子看到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甚至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

　　我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当时部队上正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搞月月有晚会。我是班长。不错，又当了班长，同样也是因为学习成绩好。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不得不编几个小节目以应付晚会。演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矬子里选将军，居然认为我还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等，无所不写。有时打下了敌人的Ｕ2高空侦察机，为了给部队庆贺，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要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起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写节目必须要了解观众的情绪，节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还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样都得会一点。这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逼我必须去寻求新的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节目才能成功。

　　文艺宣传队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元帅、将军们的接见，部队领导的表扬，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一次次返场、一次次谢幕，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但并未使我震动，并未改变我对文艺的根本看法。我把编排文艺节目当成临时差事，本行还是制图。就像进工厂以后爱上了机器行业就再也不想当作家一样，我把制图当成了自己的根本大业，搞宣传队不过是玩玩闹闹。而且调我去搞宣传队，部队领导的意见就不一致，负责政工的政委点名要调，负责业务的大队长则反对，因为我还负责一个组（班）的制图。我所在部队是个业务单位，当时正值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技术好是相当吃香的。我在业务上当然是顶得起来的，而且已升任代组长（组相当于步兵的排一级单位），负责全组的业务工作。如果长期不务正业，得罪了握有实权的业务领导，就会影响自己的提升。

　　业务单位的宣传队是一个毁人的单位，获虚名而得实祸，管你的不爱你，爱你的管不着你，入党提干全没有份。但是，有一次给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朗诵表演的时候，有的社员忽然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之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

　　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产生了一阵阵战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文学本是人民创造的，他们要怒、要笑、要唱、要记载，于是产生了诗、歌和文学，现在高度发展的文学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而应该把文学再还给人民。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作家胸中郁积的愤懑，一旦和人民的悲苦搅在一起，便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人民的悲欢滋补了文学的血肉，人民的鲜血强壮了文学的筋骨。

　　文艺不是玩玩闹闹，文学也绝不是名利思想的产物。把写作当成追名逐利，以为只有想当作家才去写作，都是可怕的无知和偏见。所以，过去我为了给自己争口气而投稿，以至于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肩上没有责任，对人民没有责任，对文学也不负有责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一试不行就拉倒。文学不喜欢浅尝辄止，不喜欢轻浮油滑，不喜欢哗众取宠。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是件异常严肃而又负有特殊责任的工作。人的灵魂是不能憋死的，同样需要呼吸，文学就是灵魂的气管。

　　我心里涌出一种圣洁般的感情，当夜无法入睡，写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然后就写起来了，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干，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在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发表了。

　　我为此付出了代价，放弃了绘图的专长，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但我并不后悔，我认识了文学，文学似乎也认识了我。带着一百九十元的复员费，利用回厂报到前的休息时间，只身跑到新疆、青海、甘肃游历了一番。我渴望亲眼看看祖国的河山，看看各种面目的同胞。直到在西宁车站把钱粮丢了个精光，才心满意足地狼狈而归，回到原来的工厂重操旧业。

　　1966年，各文学期刊的编辑部纷纷关门，我有五篇打出清样的小说和文章被退回来了。由于我对文艺宣传队怀有特殊的感情，便又去领导工厂的文艺宣传队，以寄托我对文学的怀念，过一过写作的“瘾”。1972年，《天津文艺》创刊，我东山再起，发表了小说《三个起重工》。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我舍不得丢掉文学，也舍不得丢掉自己的专业，每经过一次磨难就把我逼得更靠近文学。文学对人的魅力，并不是作家的头衔，而是创造的本身，是执着的求索，是痛苦的研磨。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人生被文学绑架。

　　回顾大半生，文学害过我，也帮过我。人与文的关系是一种宿命。编这本书，就想自我解释这种宿命。这就要进行“创作揭谜”。即使创作不能成“谜”，每个人却都是一个谜，在降生时完全不知道将走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一部作品的诞生，跟一个孩子的诞生差不多，当时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及创作主张等等，全收在这本书里了。

　　修订这部书稿，其实是梳理自己的创作脉络，回望文学之路上的脚步。

　　此生让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族”，里面有各色人物，林林总总。他们的风貌、灵魂、故事……一起涌到我眼前，勾起许多回忆。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给我惹过大麻烦。如今回望时竟都让我感到了一种“亲情”，不仅不后悔，而且庆幸当初创造了他们。

　　我的“文学家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虚拟的，这就是小说；另一部分是现实的，那便是散文。小说靠的是想象力和灵魂的自由，而散文靠的是情绪的真诚和思想的锋芒，后者的文字对生活、对自己具有一种更直接的真实意义，从中可清晰地看出我思想脉络的走向。

　　这本书所收录的，是几十年来我在各种情况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积累。也许写得太坦诚了，没有修饰，如同写日记，如同对朋友谈心。

　　创作以丰饶为美，而写这类文章，沉重容易，轻盈难得。我自忖，到六十岁前后，才找到了些许“轻盈”的感觉。

　　人的一生都在尽力发现并了解自己的“偶然局限”和“必然局限”。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自述类文字所存在的意义。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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