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与电影《北国江南》的命运

　　周谷城生前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这是他最重要的两个身份。其实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跟毛泽东是很好的朋友。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而周谷城以十五岁的年龄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当时第一师范和第一中学的老师两校互相兼课，其中杨昌济、符定一和袁吉六既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周谷城的老师。1921年，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周谷城到湖南省第一师范任教，担任伦理学和心理学教师，而此时的毛泽东则是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同时兼任第一师范部国文教师。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经常往来，遂成为无话不谈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离开湖南后，他们也经常联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京沪遥隔，但还是彼此书信往来。毛泽东到达上海，经常召见周谷城；而周谷城晋京，也经常拜访毛泽东。在毛泽东当政的那些年代里，跟毛泽东有着如此特殊的关系，应该是令人羡慕的，毫无疑问，周谷城先生也因为这种关系而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

　　周谷城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却对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1年至1962年间，他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1961年3月1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1962年2月9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1962年12月发表在《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这几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文艺创作的一些看法。在《史学与美学》一文中，周谷城先生强调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他指出：“美或艺术或艺术品，却是以感情为源泉的”，“美的源泉可能不单是感情，但主要的一定是感情。”在《礼乐新解》一文中，周谷城先生解释了什么是“礼”，什么是“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从“礼”到“乐”的过程“就是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情舒畅，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由对立斗争到问题解决，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由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的过程；并且强调说：由礼到乐“亦断而相续，前进未有已时。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提出了“无差别境界”说，他指出：“生活上的问题是一个一个的来，矛盾是一次一次的来。但来了，就逼着我们去解决；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中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同时在该文中，周谷城还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指出：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氏族社会有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奴隶制社会有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有封建时代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有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由当时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的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

　　周谷城先生的文章发表后，老一辈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新生代的李泽厚先生、汝信先生和姚文元等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跟周先生商榷。这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尽管在讨论当中反驳的一方中有的人难免有抓辫子、扣帽子、贴标签之嫌，但是总体上，气氛还是比较平和的，对垒的双方都没有剑拔弩张，学术讨论的气氛还是比较浓厚。

　　1961年，著名作家阳翰笙先生开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北国江南》，1963年该剧本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故事片。影片叙述在北方一个叫黄土屯的地方，农业合作社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吴大成和妻子银花组织社员打井抗旱，要把家乡建设成“塞外江南”的故事。从总体上来看，影片的主题是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的。首先，影片突出了阶级斗争意识。影片表现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混迹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钱三泰在风沙之夜将关在圈里的集体的马和羊放出去，在打井找水的战斗中，他暗中移动打井标石，使所打的井成为废井。后来在党组织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吴大成仔细分析情况，发动群众，揪出了隐藏的阶级敌人钱三泰。其次表现了农民决心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大伙儿在吴大成的领导下，走集体化的道路，他们决心战胜穷山恶水，把黄土屯建设成塞北江南。富裕中农董子章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入社吃亏了，在工作中经常为难吴大成，后来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面前他改变了态度，决心和大家一起走集体化的道路；他的侄子董小旺原来觉得在黄土屯生活没有希望，打算到城里去找一份工作，在吴大成夫妻和大伙的帮助下，放弃了自私自利的打算，决心和大家一起建设黄土屯。再次，电影塑造了吴大成、银花这样的共产党员的正面形象，他们是农村中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也是作者倾注了很多感情的人物形象。

　　电影放映后，曾受到过广泛的好评。1964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马林的《千里塞外变江南》，1964年7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叶伯泉《〈北国江南〉是一部好影片》，1964年8月4日《文汇报》发表的秦榛的《喜见北国变江南》等文章，都称赞是这部作品是一部“改造自然，变塞外为江南的赞歌”，是“反映农村火热斗争的真实画幅”，“艺术技巧比较高”。但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1964年下半年却受到了猛烈地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还把周谷城先生也拉了进来，顺带批判周谷城先生当时受到批判的一些文艺观点。其中署名策后的《〈北国江南〉和周谷城的美学理论》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影片和周谷城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并指出：“这里将周谷城的美学理论与影片《北国江南》联系起来，把它们作为一种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潮来看待和批评，其意义就远不止于对待这两者自身，而且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意义。”

　　当时对这部作品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品主题。很多论者认为作品虽然反映了阶级斗争，但是没有正确地反映。汪岁寒、黄式宪的《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指出：“影片反映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触目的特点是：敌人在猖狂破坏，而群众、干部和党员却长期没有感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更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斗争。”胡思升的《〈北国江南〉的矛盾观和文艺观》则更明确地指出：该剧“所展示的所谓阶级斗争画面，恰恰只是暴露了对立双方的存在，而抽掉了对立面的斗争”。马德波的《董子章是什么人》一文指出，“董子章实际上是一个富农兼商业投机者”，他在政治上敌视社会主义，在思想上是反动的，但是吴大成对他还是迁就姑息，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这部影片所表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正好反映了周谷城的美学思想，即是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作品中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阶级调和”。影片最后富裕中农董子章转变了，成了贫农的朋友，董小旺思想转变，安心农村工作了，一切矛盾斗争都化为无形，这也就是进入到了周谷城所描绘的“无差别境界”，使得大家在这种“艺术境界”当中忘怀现实，忘记敌我，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二、人物形象。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许多论者对影片中的人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吴大成的妻子银花的身上，指责影片的编导所塑造的银花这个人物贤淑、温情、缠绵、多愁善感，甚至用瞎眼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资本主义势力进攻面前，她就完全失去了无产阶级立场”。周谷城先生在《史学与美学》中强调说：“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情感，都是可以动人的。”这个人物就是周谷城的所谓“真实情感”理论在艺术实践中的体现，编导实际上就是用所谓的“真实情感”代替“阶级情感”。除此之外，作品刻画的大多是所谓“中间人物”，“比如影片中跟着吴大成后面瞎忙的副社长郑万全，还有他那位一闹气就不出工的妻子郑二嫂；再如只管定井标，而不管是否打得出水来的懵懵懂懂的汪老头；在年轻一代中，明新、凤兰、桂芬都是如此”。这些人不好不坏，中不溜秋，不是时代的先进人物、有的论者甚至认为银花也是一个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论者从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和周谷城的“时代精神”之中找到了联系，然后笼统批判之，如王洛、田羽的《〈北国江南〉是“中间人物”论的标本》一文指出：作品着力去描写存在于某些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所谓“中间人物”身上的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从而表现出当代英雄与当代亿万革命人民在精神上所共有的精神状态或广泛存在的精神联系，也就实现了周谷城所谓的大杂烩式的“时代精神汇合”。

　　那么，《北国江南》为何开始放映的时候曾招来一片喝彩声，而时隔不久就遭受痛批呢？这实际上跟当时的政治风向大有关系。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但是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并没有认识它，或者没有正确地反映它。1963年，柯庆施在上海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断言“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1964年7月，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总结大会上异乎寻常地批判文艺界的混乱现象，公开点名批判《北国江南》就是写“中间人物”的典型，“写瞎了眼的党员”，还放大了嗓门：“我要问，你们到底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什么人服务？”紧接着媒体上对《北国江南》的批判越来越升级，戴的帽子越来越高，罗织的罪名越来越大，最后和《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影片一起被打入冷宫。这次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影片的批判实际上是五十年代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的继续。

　　对于周谷城先生来说，命运似乎还是有些眷顾于他，尽管他所主张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当时被列入文艺界的“黑八论”之一，而且他自己也因此而遭受批判，甚至批斗、抄家，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当他处境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及时施以援手，让他轻松涉险过关，转危为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焕发青春，不仅在学术上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创言立论，老而弥坚，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够有所作为。只是编剧阳翰笙先生命运不济，命途多舛。《北国江南》这部电影受到批判，阳翰笙作为编剧当然难辞其咎；而早年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他们“四条汉子”与鲁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成为他的罪状，最后沦为了阶下囚，在监狱里度过了九年非人岁月，其遭际就没有周谷城先生那么幸运了。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重新颠倒过来，他重返文坛，继续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晚年，他能够安心整理旧著，撰写新作，实属幸甚！

　　孙守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