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5月16日，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长辞人世。二十年来，文学界与广大读者对于汪老的怀念未曾止息，除了形成“汪曾祺出版热”，还出现了汪老被封“文狐”这一奇特现象，请看事实——
贾平凹评价汪曾祺：一只文狐修炼成老精（2013年7月31日《重庆晚报》）
“文狐”写《聊斋》——从《黄英》看汪曾祺《聊斋新义》的改写（2014年17期《名作欣赏》）
“汪是一文狐”——略记汪曾祺与贾平凹（2015年5月21日《扬州日报》）
“文坛老狐狸”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2016年6月5日《新京报》）
汪曾祺：“但得酒中趣，饮者留其名”的文狐（2017年4月3日《文汇报》）
汪老“被封文狐”与贾平凹有关。1987年6月，两人共赴桂林参加漓江出版社策划的旅游文学笔会，汪老戏称贾平凹为“鬼才”，而才思敏捷的贾平凹以诗记游，正是在这首诗中，他称“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并说：“人生何其瞬，长久知音情。愿得沾狐气，林中共营生。据贾平凹的挚友孙见喜在其专著《贾平凹前传》中介绍，贾平凹“年轻时最爱读蒲松龄的狐狸精，盼不得夜深人静有个女子破窗而入”，可见狐在他心中是多么美好的形象。
在我国远古至秦汉之际，狐其实曾被认为是一种神兽，它同龙、凤、龟、麒麟并称为“五灵”。社会上曾流行“狐崇拜”，而“狐”的代表“九尾狐”和“白狐”则被视为国家的祥瑞。在汉代的石刻画像及砖画中，常有九尾狐与白兔、蟾蜍、三足乌之属并列于西王母座旁，以示祯祥。
到了北宋中期，王安石所填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宋词中的佼佼者。据《草堂诗余》引《古今词话》记载：“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日：‘此老乃野狐精也。’”这又和佛教有关。苏轼和王安石都精通佛学，说话、吟诗、填词和作文，常用佛教语言。“野狐精”乃佛教用语，指虽非正宗但又十分精灵的人。苏轼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亦常相诮，“然胜处未尝不相倾慕”。苏轼以佛教用语“野狐精”称王安石，是赞叹他的精灵、机敏和聪颖也。
更为微妙的是，狐后来毕竟又兼贬义，所以难免被用来骂人——但被骂者却大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如清朝末年，梁启超宣传维新思想，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佛教中有一个用语叫“野狐禅”，是对一些非真正坐禅修道而妄称开悟者的称呼，后为外道、异端的意思，成语“野狐外道”即本此。顽固派咒骂梁启超为“文坛野狐”，主要就取这层意思。但它不也正好说明了梁启超的文章在当时惊人的影响力么？从邵飘萍到张季鸾，从邹韬奋到郭沫若，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无不有过一段崇拜梁启超的时期。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综上所述：汪老被人封狐绝无贬抑之意，有的只是倾慕崇敬。这种倾慕崇敬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2017年5月12日《光明日报》已有绝妙的概括，摘引如下：“我们今天还在怀念的汪曾祺，不仅是苏北水乡小城高邮的汪曾祺，不仅是昆明茶馆里的汪曾祺，也不仅是‘京味作家’汪曾祺，更是汉语文学大家的汪曾祺。汪曾祺不仅打动了某个特定地域人们的心灵，更用他的笔沟通了整个汉语读者的心灵，用恬淡优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共同的故乡。这正是汪曾祺文字的魔力所在。由此，他的文字能够超越时间的界限，从过去走向未来；能够打通地域的阻隔，从此岸走向彼岸。”
许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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