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出同门 各臻专精——历史地理学三大家

　　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是《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是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此后，名篇巨著代有所出，蔚为大观。研究舆地的学者无不精擅考据，尤以乾嘉朴学名家为胜。清末民初，受西学东渐和社会变迁影响，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型势在必行。1934年，顾颉刚团结了大批有志于研究历史地理的中青年学者，组成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历史地理”。在顾颉刚的识拔下，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怀抱利器积极参与其中，作为终身职志，成为公认的学术接班人，把历史地理学推展到一个新时代和新水平，并且对拓展分支学科有殊功，他们业有专攻，各创建树，被誉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

　　一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出身知识家庭。十七岁入上海大学读社会系，后转入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修历史。受潘光旦教授影响，他有志于移民史、民族史研究，毕业论文由潘氏指导，撰《中国移民史要》，深受激赏。1930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受知于顾颉刚。当时顾颉刚为研究生开讲《尚书》研究，在讲义中提到《尚书·尧典》的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以后，主要证据是《尧典》中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汉代才有十二分制。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之名，所以《尧典》所载十二州应为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其骧中学时代就对地理发生兴趣，喜欢查看地图、地名；大学时代，曾把历代正史地理志翻阅一遍，留意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他对顾颉刚讲义中所论西汉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异议，认为此乃东汉制度，二人展开讨论。在顾颉刚的鼓励下，谭其骧写成书面意见。师生二人书信往还，对此详加商讨，互有异同，辩来辩去，基本上将汉代州制的问题搞清楚了。顾颉刚身为誉满宇内的史学权威，面对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学子提出的质疑，谦虚诚恳，不以权威自居，二人平等论战，让谭其骧心怀感动，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这场讨论不仅使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师生间的学术讨论至今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1932年，原在辅仁大学历史系教中国沿革地理的柯昌泗因家庭纠纷仓促离京，急需有人接替讲授这门课程。燕京大学的邓之诚教授对谭其骧青眼相加，曾赠联门下高足：“释地正堪师两顾，怀才端欲赋《三都》。”殷切希望谭其骧治学师从清代地理学家顾炎武、顾祖禹；文采宗习西晋文学家左思，其《三都赋》曾传诵天下，一时洛阳纸贵。得知辅仁大学正为缺师授课为难，邓之诚竭力推荐谭其骧去代课。谭其骧以一个未毕业的研究生登上大学讲台，这更促使他努力全面学习、整理沿革地理的内容，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4年，顾颉刚邀请谭其骧共同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两三年间，谭其骧不仅在二三个学校授课，还要做《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并不时撰写论文发表。这期间与谭其骧在景山御史衙门附近共同租房的谢兴尧在《记大高玄殿和御史衙门》中回忆：“一九三四年春天，季龙和顾颉刚合作创办《禹贡》半月刊，这是季龙在学术上的重要阶段，生活也更忙起来，他要教书，要约稿看稿，还要写稿。”1936年，谭其骧南下广州任教，同时仍为《禹贡》半月刊撰稿，与顾颉刚保持“和而不同”的学术友谊。其后，他先后在燕京、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任教。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是地理学教授，对近代地理学研究与学术规范的建立颇有贡献，强调地理与历史结合。这对于有志于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谭其骧无异于天赐良机，他不仅结识了许多国内著名的地理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他山攻错，弥补了自己地理学的不足。他锲而不舍、终身秉持“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的学风，从沿革地理走向历史地理学，孜孜矻矻地求索，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谭其骧归纳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的异同，指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各个方面，而沿革地理仅仅包括政区、疆域、都邑、河渠等有限的几个方面，其中政区和疆域又占了大多数。其次是研究方法的不同，沿革地理一般只依靠文献资料，只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而历史地理学不仅依靠文献资料，而且要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且要进行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利用新技术作为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就研究的深度而言，沿革地理只满足于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而历史地理学要进而研究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基于此，谭其骧有意识地汲取和运用西方科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研究，并从竺可桢、侯仁之、韩儒林等学者掌握的古气象学、古物候学、古动植物学、古代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取资，开创出人文地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的新局面，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谭其骧对历代疆域政区作了全面研究，发表多篇论文，归纳总结出中国历史政区演变的规律：同一政区，通例都是越划越多，越划越小；到一定程度，它的级别就会降低，其原因是经济开发的结果，但也有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原因。秦和两汉初采用二级政区制，汉武帝时疆域扩大，二级制不适应需要，多级制又不利于政令民情的上下传达，所以二千年来最常用的是三级制。历代最高一级政区往往由吏治监察区或军事管理区转变而来，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往往由派遣在外的中央官转变而来。从总结历史经检出发，谭其骧根据古今巨变，认为应下决心理顺省、县两级政区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提出多项改革建议，以适应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推进。他从导致黄河决溢改道的地理环境入手，找到泥沙淤积是关键因素，而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是中游泾、渭、北洛河水系流域的黄土高原。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因此，搞好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弭下游水患的根本措施，进而提出因地制宜，农林牧全面发展，搞好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的具体建议。此外，谭其骧对移民史也倾尽心力加以研究，如《播州杨保考》，针对统治播州近八百年的贵州杨氏家族的族源出自太原的说法进行驳正，他根据《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汇》及附录的《杨文神道碑》，考定明人宋濂所撰《杨氏家传》中“其先太原人”，五传至北宋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的玄孙为嗣，以及杨贵迁系杨业之后的说法是在宋末明初间编造的，杨氏先世出自唐代泸叙羁縻州，碑文可证。杨氏先祖是播州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后裔渐次汉化，遂托为中朝名门之后，著于谱牒，绝不可信。谭其骧不迷信权威，尊重事实，他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中，对丁文江宣传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地理价值的功绩充分肯定，但某些说法无实据，如丁文江在《徐霞客年谱》中论及徐氏对西南地理的五项重大发现，即南北盘江的源流，澜沧江、潞江的出路，枯柯河的出路及碧溪江的上游，大盈、龙川、大金沙三江的分合经流、江源；最重要的一项是发现了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而非传统所指的岷江。谭其骧详细对照《徐霞客游记》与自汉代至明代有关地理著作后指出，这五项“发现”，仅有最不重要的第三项足以纠正前人的错误，其余四项均非事实，实事求是地评价：“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然而前人终无以金沙江为江源者，以岷江为圣经之文，不敢轻易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现，则不知其可。”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孙权、刘备在赤壁鏖战，以孙、刘联军战败曹军而告终，初步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因之驰名天下。但赤壁古战场究竟在何处，古今至少有九种说法，可谓“真假赤壁费猜量”。199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谭其骧为之题词，力主蒲圻说：“江汉间濒江之山称赤壁者殊多，当地人辄以为汉末周瑜破曹操处，何者为是，讫无定论，惟唐李贤注《后汉书·刘表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固无一不言在乌林对岸之鄂州蒲圻也。”由此一锤定音，蒲圻确为赤壁古战场发生地。

　　谭其骧的论文以嘉兴古称“长水”，结集为《长水集》。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耗二十年心力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此图集凡八册，二十个图组，三百零四幅地图，继承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规模，另起炉灶，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以考古学新资料为辅，收录史前迄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七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历史上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也包括在内。实为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这一成果功不唐捐，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1980年，谭其骧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1992年，谭其骧去世，其友人谢兴尧挽联云：“一代绝学传三顾，半世知音有二俞。”三顾，指顾炎武、顾祖禹、顾颉刚；二俞，指谭氏知交俞平伯、俞大纲。三人均擅嗜昆曲、京剧。

　　二

　　史念海（1912—2001），字筱苏，山西平陆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幸接老校长、史学权威陈垣之光仪，毕业论文是《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1933年，史念海读大二时，选修了谭其骧在历史系讲的“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课程，上课时不止一次听到谭其骧提到顾颉刚先生，并鼓励学生们积极加入禹贡学会。史念海由此参与《禹贡》半月刊的工作，并为之撰稿，得顾颉刚汲引与指点。当时，禹贡学会的同人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坚定了史念海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信心。1936年，史念海行将大学毕业时，顾颉刚邀他参与编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让他搜集资料并初步起草。起草完毕不久，顾颉刚赠他一幅中堂墨宝：“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乃有事业可言。”史念海谨遵师教，把这几句话作为一生在学问道路上埋头苦干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史念海留驻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念海在重庆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他在《自传》中称：“禹贡学会的三年是我从事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发轫时期，编译馆的四年则是我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奠定基础的时期。”时值国家多难之秋，国破山河在，他思考如何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发展为历史地理学以有用于世。从此，他把研究视角转向人口迁徙、边疆开发、交通运输、都城选址、军事地理方略、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历史经济地理方面，并提出走出书斋，在广阔的野外进行实地考察，结合考古历史文献记载，英年绩学，取得了硕实的成就。他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地理变迁，开辟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工作。同时，大力倡导运用文献考证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多次深入华北、西北一些深山荒沟、大漠废墟，从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探究出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演变的真相，并以实际地理状况校正古籍的方法进行古籍整理，开辟了整理历史地理文献的新路径。

　　史念海对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深怀眷恋，他在《黄河颂》中写道：“浩瀚壮阔的黄河，奔腾澎湃，流经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是黄种人滋生繁衍的地区，也是轩辕黄帝居处营卫的所在。黄河哺育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得到这份自然的恩赐，瓜瓞绵延，永无止境，与山川相辉映，与日月共久长。”史念海在黄河历史地理方面的倾心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念海不顾年事已高，外出考察，不畏艰苦，攀高跻险，涉水褰裳，足迹遍及黄土高原，了解掌握了大量与历史地理有关的情况与信息，做到有的放矢。他从着重研究黄河下游河道变迁，转到黄河中游的侵蚀与下游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关注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其对黄河中下游河流的影响，尤其注重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开发活动对环境的负面作用，特别是盲目扩大农田开垦面积，破坏了森林等天然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黄土高原逐渐被沟壑切割破碎，河流的侧蚀和下切日益剧烈，含沙量随之增大，在下游河道形成淤积，河床抬高，肇致河道频繁决溢改道，给国家百姓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沉痛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防止黄河下游水患的标本兼治的办法，彰往察来，提出退农还林还牧、治沟治坡、在秦岭营建水源林，恢复发展蚕桑事业等建议，为国民经济建设和西部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有利于国计民生，堪称严谨务实之言，忧患划策之论。

　　对于古人的成说，史念海认为非经现场目验，与各种资料对勘，始能明了究竟，不可盲目信从。如西晋潘岳《西征赋》中有“发阌乡而警策，愬黄巷以济潼”之句，描写他从洛阳西行到长安，途径潼关城东的情景。黄巷是一条坂的名称。有的书上将黄巷坂写成黄卷坂，未知孰是。对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描述：“坂傍绝涧，陟此坂以升潼关。”史念海至潼关考察，发现郦道元的描述状物工整，纤细无遗。河边原畔的道路虽相当狭隘，却一望笔直，犹如一道深巷，掩隐于黄土高崖之下，称之为黄巷坂，堪称形象贴切。如果写作黄卷坂，就索然无味，杳无声迹了。

　　史念海还是中国古都学的创建者。他提出：“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研究这些古都的演变过程，探索其演变规律，为当前城市建设服务。经他考察统计，历来的都城能知其确切地址，兼有年代可稽的，凡二百一十七处，所涉及的王朝或政权二百七十七个，并提出“历史城市地理”的概念。1983年9月，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成立，史念海被推选为会长。1988年，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被确认为七大古都，并先后得到国内外有关各方面的同意认可，成为定称。

　　史念海根据自身体验，不仅得出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一条较好途径的结论，还主编和出版学术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他对历史地理科学的定义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为新型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出基本框架，成为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积半个多世纪之功，史念海以拳拳爱国之心，著作宏富，撰写出《河山集》一至九卷。论文集以“河山”为名，是承友人史学家白寿彝的鼓励并代为命名，史念海对祖国河山的挚爱之情由此可见。

　　三

　　侯仁之（1911—2013），祖籍山东恩县（今武城县），生于河北枣强。1926年，入山东德州博文中学，高中入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1931年，转入河北通县潞河中学。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四年免费金。负笈燕大，承顾颉刚、洪业、邓之诚等名师训迪，备聆謦欬，如醍醐灌顶，使其得沐重化。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讲授中国历代疆域消长和地方政区演变，侯仁之由此开始接触古代地理的经典著作，并被吸收为禹贡学会会员，《禹贡》半月刊为青年学子提供练习写作的园地，侯仁之参与写稿和译稿工作，并为顾颉刚主持编绘的《历史地图底本》进行核定，为计划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做准备。侯仁之在《师承小记——忆我师顾颉刚教授》中回忆：“我之受益于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我得以参加黄河后套的水利考察，还仅仅是一个开端。”1936年，侯仁之大学毕业，留校做研究生。1940年完成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助教。洪业（字煨莲）教诲学生，要达到科学论文的要求，必须有新发现，即“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使侯仁之受益终生。他在《怀念我师洪业教授》中深情追忆恩师的教泽，使他最受教益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正是煨莲师的‘史学方法’一课开始引导我走上了治学道路的第一步。……第二件事是我在写作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时，很想选择个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在煨莲师最后同意之下，我终于写成了《靳辅治河始末》这篇毕业论文。……第三件事又和我在煨莲师指导下写硕士论文有关……最后由于我决定以《靳辅治河始末》作为学士论文题目，续修《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山东一省的计划，一直到我作煨莲师的硕士研究生时，才得付诸实现。”洪业不仅对学生瀹灌新知，还指引门下高足的学术研究方向，提出：“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建议侯仁之到国外专攻历史地理学，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德贝教授。1946年8月，英年有志的侯仁之如愿以偿，被保送，远涉重洋，投德贝教授门下求学，在学科理论上深受教益，决定了他一生深入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道路。1949年，侯仁之的英文论文《北京的历史地理》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底，侯仁之返回北京，执教北京大学。2013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其英文论文翻译出版。

　　此后五六十年，侯仁之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和方法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开辟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提出城址选择、城址转移、城区扩展和城市面貌形成的研究系统，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为重点，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问题，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树立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学术典范。

　　侯仁之一生与北京结下不解情缘。北京是他心中的“圣城”，对北京，他“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他有关北京的研究成果被人誉为“京学”。1950年，他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率先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62年，他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回答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问题，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开山之作。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三集）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图编纂史上的重大成果。他撰写了多篇学术专题论文和科普读物，宣传介绍古都北京。明清北京城是在中国人独有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按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规划建设而成的，体现了帝王“普天之下，惟我独尊”的主题思想。因此，他主张，在对北京旧城进行改造和城市规划建设中，应以新的主题思想“人民至上”取而代之，既要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体现人民首都的新面貌、新格局。他对北京文物保护事业贡献殊多，如考察了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北京现存最早的联拱石桥卢沟桥后，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的文章，要求市政府保护好卢沟桥，促使政府做出卢沟桥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决定，从1985年8月24日开始，千年古桥得到妥善保护。他对北京城的规划建设多有献芹建言，如《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保护古城发展起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中，提出力保莲花池、亮出后门桥的建议。九十年代初，北京西客站兴建方案拟选地莲花池一带，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与北京站东西呼应，而且莲花池几近干涸，便于地下建筑，且无居民搬迁问题。对于这个规划方案侯仁之龂龂力辩，反复陈词，他指出，莲花池与北京城有至为密切的关系。北京城的肇始之地——蓟城，其水源之地就是莲花池，古有“西湖”之称。莲花池作为北京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生命印记，不应该被填埋而湮灭无闻。由于侯仁之据理力争，莲花池赖以保留下来，北京西客站站址向东北挪移百米兴建。1993年，北京西客站破土动工，侯仁之又提出了进一步开发莲花池水源的建议《莲花池畔再造京门》，饮水思源，追踪蓟城故址，呼吁在遗址上建立辽京城垣博物馆。同时，侯仁之对北京的中轴线保护十分关注，后门桥即地安门桥，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时称万宁桥，又称海子桥，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一度作为中轴线的起点，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研究元代运河和城市水系复建的重要实物，亟宜保护。因此，他呼吁对年久失修、破损不堪的后门桥修复，恢复桥下河道景观。侯仁之的建议得到市政府重视并被采纳，莲花池环境整治和后门桥整治修复工程同时被列为重点工程。2000年，莲花池和后门桥修复完工，应市领导来函之邀，请他为后门桥命名，他建议选用“金锭桥”，与什刹海背面有“银锭观山”之称的银锭桥南北呼应，既承袭历史文脉，又赋予新意。据侯仁之推算，北京最早建城为周武王伐纣后的公元前1045年，时称蓟。1995年，北京市根据侯仁之关于北京城肇始之地的学说，在广安门外北滨河公园修建一座“蓟城纪念柱”，侯仁之为柱前石碑撰写了《北京建城记》碑文。2002年，侯仁之又提出保护金中都京城遗址、开辟鱼藻池公园的建议，也被市政府采纳。对于北京城市规划，侯仁之高度概括地提出“三个里程碑”的学术思想：第一个里程碑是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代表的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第二个里程碑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上，突出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建设。第三个里程碑是亚运会的召开和北京申办奥运会主办权成功之后，国家奥体中心的兴建。它既是北京城中轴线向北延伸，也标志着北京走向国际性大城市的时代已经到来，体现出“和平、友谊、进步”的主题。

　　侯仁之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辟了田野考古与环境变迁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多年在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野外考察，揭示出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导致土地沙漠化主要原因，对科学阐释土地沙漠化的发生和发展机理有筚路蓝缕之功，为沙区治理在决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侯仁之崇尚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对郦道元、徐霞客重视实地考察的治学与方法推崇备至，率先在历史地理学界提出“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并身体力行，以“用世益民”，开创了“沙漠地理学”。

　　侯仁之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4年，侯仁之赴美考察，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巴黎通过一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并未参加。回国后，他联合郑孝燮、阳含熙、罗哲文等人，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并提交《第六百六十三号提案——建议我国应尽早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1985年，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从1987年开始，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至今，中国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数量多达40余项，跃居世界第三。

　　侯仁之毕生的心血凝聚在多部著作中，其《历史地理学四论》、《步芳集》、《奋蹄集》、《晚晴集》、《侯仁之文集》是最好的见证。1980年，侯仁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荣获了多项国际奖项，被誉为“北京史巨擘”，当之无愧，宁容多让。

　　侯仁之向以“仁爱之心立世，仁义之心修身，仁德之心治学，仁和之心达济天下”。侯馥兴在缅怀其父侯仁之的人生时深情写道：“母亲的期待使侯仁之选择了终生执教；自幼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践行，为侯仁之的人格特征打了一层底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崇尚科学真理追求自由民主，成为侯仁之一生的指南。”知父莫如子，这或是侯仁之作为学者的成功之道，其星斗其人、功德永馨的根源所在。

　　关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