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在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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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10-25 11:14
欧阳予倩在其自传《自我演戏以来》专辟一节“在南通住了三年”,讲述1919—1922年三年来在南通的戏剧活动、日常生活。不过忆及这三年,欧阳予倩流露出很大的失望,“我到南通住了三年,本抱有幻想,不料一无成就……物质上既无所得,精神上的损失,真是说不出来”。实际上,欧阳予倩这三年绝非毫无所得,他在南通开展的戏曲改革活动,如演员培养、剧场演出以及戏剧批评等,都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极具现代意义的开拓。而且他在南通时形成的教改模式在其后来诸如广东戏剧研究所、广西桂剧改革以及任职中央戏剧学院过程中不断修正沿用。可以说,正是近代第一城南通,为欧阳予倩实践其戏剧理念提供第一块试验基地。
结识张謇
欧阳予倩能来到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县城南通,主要与晚清状元张謇有关。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祖籍南通,光绪二十年(1894)时年四十二岁的张謇考岁得状元,受职翰林院编修,然而四年后便辞职回归故里。近代中国,中华文化遭千年未遇之危机,各路知识分子纷纷寻求强国富民之径,张謇虽是传统士人,但见识通达,归乡后寄情于实业,实践“实业救国”的理念,创办了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通州大生纱厂”。另外,张謇拥有极强的文化自觉以及全球化的视野,意欲对南通进行现代改造,以为未来中国之模范:“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嚆矢。”在南通,他兴办了大量的教育与民政福利设施,包括养老院、育婴堂、医院、图书馆等。还先后开辟五处大小公园,使南通成为全国有名的模范县。除此,张謇还深刻地意识到市民精神的改造方是一座城市真正迈入现代的内核,而精神改造欲求便捷,莫如从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入手。在给梅兰芳的信中他曾提及:“至于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又可断言者。”于是,张謇有意要创办一所戏曲学校并且建设一座专业的剧场。只是由谁来主持这一系列事务呢?张謇居京任职时迷恋京剧,与梅兰芳相交甚深。因此,在其心目中梅兰芳乃首选,他多次致信相邀梅氏前来主持,然而梅氏并未应允。正在徘徊之际,有人向其推荐在上海演出的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一向被公认为戏曲改革活动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但其最早的舞台经验,却来自话剧。1907年,欧阳予倩参加留日学生组成的春柳社,演出新剧《黑奴吁天录》,开辟出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新领域。1912年,归国后的欧阳予倩与陆镜若等春柳旧友在上海继续演出进步话剧,还组织了职业化的春柳剧场。由于诸多原因,剧场解散。因有京剧青衣的功底,欧阳予倩逐渐走上职业化的京剧演员之路,自编自演了许多“红楼戏”,颇受观众欢迎,一时有“南欧北梅”之誉。数年积累的丰富舞台经验,以及熟谙话剧、戏曲艺术的得天优势,使其已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戏剧观。
时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作为旧文娱形式的戏曲,遭受了五四新文化领袖们的挞伐。因通俗化备受晚清改良者器重的戏曲,于五四启蒙者看来,绝非置换新内容就可以完成自赎。在新文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欧阳予倩也参与并发表了他对于旧剧以及旧剧改造的论文《予之戏剧改良观》。尽管欧阳予倩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傅斯年一样,否定了戏曲的戏剧艺术价值,“予敢言中国无戏剧”、“旧戏者,一种之技艺”,但不同于并无戏剧经验的激进学者弃戏曲取西洋话剧之观点,欧阳予倩对于戏曲改革给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一)组织关于戏剧之文字
(二)养成演之人才
因此,故为目下计,为将来计,一面借文字以救其弊,一面须组织一“俳优养成所”,以四五年卒业,以养成新人才。
至于如何培养新演艺人才,欧阳氏也提出方案:
(1)募集十三四龄之童子三五十人,于其中选拔优良授以极新之艺术;劣者随时斥退之。
(2)不收学费
(3)修业二三年后,随时可使试演于舞台,以资练习,并补助校费。
(4)课程于戏剧及技艺之外,宜注重常识,及世界之变迁。
(5)从业后需服务若干年。
显然,欧阳予倩已形成一套相当系统的戏曲教育改革理念。因此,当张謇意欲聘请梅兰芳未果,时在上海的欧阳予倩便成为最好的人选。1919年5月,欧阳氏受张謇之邀到南通西公园进行京剧表演,尽管此时并无实际的戏曲教、改经验,但与张謇对于有关学社、剧场等问题的探讨时,二者可谓一拍即合。张謇致信梅兰芳曰:“近得欧阳予倩愿为我助。予倩文理事理皆已有得,态度识见亦不凡俗,可任此事。”
伶工学社
欧阳予倩受任以后,全身心投入到伶工学社的筹办事宜,期间还专程赴日本、朝鲜考察戏剧。1919年9月,伶工学社正式开学,欧阳予倩身兼主任并负责教务。伶工学社后来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戏曲学校,主要在于欧阳予倩异于传统科班的教育理念。
中国古代及至近代,从事戏曲表演的演员社会地位极低,他们通常被等同于倡优,职业的意义与价值,完全被局限于给社会其他阶层人员提供享乐的层面。这些演员的养成,主要由科班承担。科班往往是以技术而非以人为培养核心,为提高技术,旧日科班对徒弟采用“暖房养花”、“火逼花开”和“填鸭”的方式,“打通堂”乃家常便饭,学员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不讲卫生,妨碍人身健康。学成的徒弟,通常被视作科班的私有财产,以赚钱为务。
欧阳予倩一改此种风气,他当年在学社内专门张贴信条,明确表示:一、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二、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欧阳予倩认为培养这样的戏剧人才,首先需要塑造学员的主体意识,让他们了解自己所从事事业之价值。怀有如此的办学目标,在具体培养方案上,欧阳氏就打破传统科班的培养模式,伶工学社的课程设置、师资结构、包括日常生活都不同于旧式科班,与普通学生所受的教育无异。
首先,文化课与专业课并重。上午学戏,下午上文化课。
专业课,乃演员之技术来源,是演出的基础。伶工学社主要以京剧为主,同时也习昆曲。初期不分行当,均为幼功打基础。为此,欧阳予倩聘请了教昆曲的薛瑶卿、施鹤林,教老生的程君谋、张彦芝,教老生的张荣奎,教武生的张德禄、周庆恩,教武旦的文容寿,教花旦的潘秋海。文化课目则包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音乐、体操等,涉及文、理、史、地、体、艺诸学科。学社学员扶海生在追忆“伶工学社”时说:“科分:昆曲、京剧、音乐(国乐、洋乐)、新剧(话剧)。此外兼授国文、洋文、书画(国画、洋画、脸谱)、中外戏剧史、珠算、时事常识各课。”为此,欧阳予倩专门聘请了教音乐美术的刘质平、潘伯英,教美工的陆露沙,一位女教师教舞蹈,讲中外戏剧史(戏剧史观)的赵玉珊等教员。
由课程设置可见,欧阳予倩既重视戏曲技能的训练,还兼顾到学员文化知识的培养。其有意将戏曲与话剧艺术并置,另外,强调戏剧史的讲授,这些无不旨在让学员将戏剧作为一项精神艺术品来对待,从而在提高戏剧艺术地位的同时增强学员的主体意识及责任感。课程内容庞杂,正寄托着欧阳予倩培养有见识的演员之目标。
日常生活方面,欧阳予倩力求公平、和谐,亦旨在凸显学员的人格尊严与主体地位。据学社学生回忆:“每天吃饭,七人同桌。六个学生坐三面,一位老师独坐一面,既提倡师道尊严,又注意师生平等。师生一样饭菜,早上四个碟儿吃稀饭,中、晚干饭,两荤两素。课余时间,鼓励学生们打乒乓球,桌边上有筐橘子,谁打赢了就可以吃桔,以资鼓励。”这些举措与旧科班中的“炼狱”生活,简直“天壤之别”。
更俗剧场
1919年11月,在伶工学社成立两月后,由张謇出资兴建的“更俗剧场”在南通落成开业。更俗剧场乃专门的戏剧演出场所,舞台样本经欧阳予倩审定,仿照当时上海、北京最新式舞台式样。更俗剧场一改旧的“茶园”式剧场为月牙形舞台,一面朝向观众。剧场建成后,欧阳予倩又亲自制定了剧场的管理规则。座位依一定的号码,观众凭票入场,一律对号入座;场内不允许兜售食物;看客不允许吐痰,不允许吃瓜子……后台的演员绝对不到前台坐着看戏;招待员必须穿着制服严肃地站在门口等等。
这些在我们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可谓开一时风气,且具有重要的戏剧史意义。自宋元以来,戏曲的演出通常被视作消遣娱乐的“玩意”,多在综合性场所演出。观众进入这一场所欣赏戏曲,目的可能复杂多样,或许是为了会客,或许乃是应酬,戏曲表演仅仅是吸引他进入这个场所的因素之一,甚至都不是他进入这个场所的主要原因。而更俗剧场通过改变舞台的观演模式,以及制定严格的规则秩序,观众的心态随之产生根本改变,任何一位观众,进入剧场唯一的目的就是欣赏戏剧演出。而且,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以公共空间养成“新民”的意图。
另外,欧阳予倩还革除诸多旧戏院的陋习,如新戏园落成通常要安排“破台”仪式,欧阳予倩倡导以科学、理性精神对待戏剧艺术,决意破除。
欧阳予倩努力秉持的这一切,意在维护与彰显戏剧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创造品的地位与尊严。当然,维持新秩序实属不易,欧阳予倩以身作则,且对于破坏规则的演员严惩不贷。更俗剧场落成后,包括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等诸多北京名角都来过更俗演出,无不对更俗剧场的“新气象”表示赞许。欧阳予倩也颇为自豪地讲:“剧场秩序只好,恐怕通中国没有第二家。”
《公园日报》
在着手学社、剧场事务的同时,欧阳予倩与薛秉初相商决定整顿、改造原有的《公园日报》。欧阳予倩极为重视剧评文字,认为“欲改良戏剧,非亟倡正确之剧论”。他批评彼时的剧评,缺乏真正益于剧艺的文字,“大抵于技术之谈多不完全。对于伶人非以好恶为毁誉,则视交情为转移,剧本一层在所不问;而人情事理亦置诸脑后”。而真正良善的评论,需具真知灼见,“在名剧本之分析,舞台上之研究”。故而,其欲改造《公园日报》以为宣传正确戏剧知识及剧评的平台。
《公园日报》,民国8年(1919)创刊于南通,初为南通西公园小剧场开演京剧服务,由剧场经理薛秉初创办,随票附售。报纸仿上海游艺场四开小报式样,日出一张,印2000份左右。第一、四版登载剧场日夜剧目和预告以及广告,第二、三版载杂谈、笔记、剧评、小说等,都是旧式文字。
欧阳予倩执掌后任同行的吴我尊为编辑主任,撰稿人既有新派剧人欧阳予倩、徐半梅、宋痴萍、沈冰雪等,又不乏若梅兰芳、齐如山、袁寒云、庞独笑等旧派剧人。报纸面貌为之一新,戏剧与文艺并重。其中吴我尊的《剧谈》和《风栖杂俎》及徐半梅的小说最受读者欢迎。欧阳予倩借由这份报纸,陆续发表了许多戏剧信息以及剧评文章,而且成为早期地方报纸的典范。
虽然《公园日报》在1920年由张孝若接办,改名《公园日刊》,但欧阳予倩留下的剧评传统被沿承下来。作为编辑主任的施北沧,时常介绍或转载《新青年》上的剧本,文体改用白话文,内容倾向反帝反封建。后因报纸连续发表触怒当地乡绅的言论,于7月下旬被迫停刊。
欧阳予倩在伶工学社的创办、更俗剧场的营建、《公园日报》的改造过程中,始终坚守自己的戏剧理念,努力在艺人、剧场、剧评三方面建构戏剧艺术的主体地位,形成极具现代意义的戏曲教、演与批评系统。可以说,这些举措在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意义重大,在建国后由政府主导、实施的“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改”政策中依旧可见其身影。
不欢而散
可惜的是,欧阳予倩在南通的戏剧实践并未持续下去,三年后便黯然离去。表面看来,似乎是因张謇财政出现危机,难以维持伶工学社的支出所致。实际,更深层原因是欧阳予倩的戏剧理念已遭受全面质疑,负气而去。
欧阳予倩打破传统科班的办学理念,其实从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不仅剧场经理薛秉初,就连跟随欧阳一起赴通的好友查天影也不满他的做法,“要照旧科班办,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我有牢不可破的主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踏进伶工学社的门”。故而人事关系紧张。当然不满的根由主要关乎时间成本,按照欧阳予倩的办学理念,学社成员需花费较长时间方可培养一个合格的演员,而传统科班的优势,“三个月可以出戏”。故而后来,他们质疑欧阳予倩:“伶工学社几时能够有戏看呢?”欧阳予倩颇带负气的答道:“科班是用火逼花开的方法,若要办科班,找欧阳予倩便是大误。”因此,起初张謇尚能每年提供数万元办学经费时,矛盾尚未明显,随着办学经费日益捉襟见肘,这种矛盾就愈发激化。
另外,在剧场与学社的关系上,也始终存在着分歧。欧阳予倩原想以更俗剧场作为学社学生演出实践的场所,这样可以增强学生对于所学戏剧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另外,可以上演自己改造的剧目,“我主张剧场归伶工学社运用,以巩固伶工学社”。但显然其他人更认同于让伶工学社附属于更俗剧场,“秉初却主张多请角色多卖钱。而伶工学生只能受雇”,出发点在商业利润。
更俗剧场的经营除了偶尔邀请名角以外,平时的营业主要需借重于欧阳予倩和芙蓉草、王惠芳等几位成熟的演员。本来抱怨学生迟迟不能登上舞台,但是当学生正式参与更俗剧场的演出,观众们对伶工学社幼童演出的兴趣很快即消退,况且普通观众曾见识过一流艺术家的表演,更令他们感受名家与学生表演水平的巨大反差。剧目方面,除了欧阳予倩演出自己的红楼戏,编排几出连台本戏外能够提振些票房,其余参照上海新舞台等剧场里演出的新剧目,包括欧阳以及他的新剧同人们记忆中的那些草草翻译的剧目和早期文明戏剧目等新戏,并未赢得多少观众,那些为应付每天演出所编创的一些艺术质量欠佳的新剧目,更是观众寥寥,剧场经营也就颇显清淡。
从张謇角度看,尽管出于戏剧改良的理念,兴办伶工学社、营建更俗剧场,但是,营利无疑也是他作为商人身份的一大追求。于是,当张謇既没有看到当年期待甚殷的欧阳予倩等人在订正传统剧剧本方面有什么作为,同时学社演员的培养又始终没有成就,加之更俗剧场也获利无多,对于欧阳予倩的质疑变得愈发有据而且明面化。最终,其他社务负责人竟计划招收学生另行培养,欲成立一个“演员养成所”。其中策划者多是其以前好友,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另外,“据说这件事得了张季直的同意”。
因此,二人最终分道扬镳。欧阳予倩欲以自我的戏剧经历为模板进行学员培养、戏剧改革,但张謇始终是一个不失商人属性的传统士绅。欧阳予倩自道:“张季直待我不错,我也以长者尊敬他。不过彼此思想很有距离,他到底不失为状元绅士,我始终不过是一个人爱演戏的学生罢了。”
远响
尽管欧阳予倩颇为失望地离开了南通,但这绝非其戏剧教育改革活动的终点。离通后,欧阳予倩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和领导各地的戏剧改良实验。1928年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1938年夏赴广西开展桂剧改革活动,建国后执掌中央戏剧学院。
1928年冬天欧阳予倩南下广州,与广东新剧同人们共同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洪深原任校长,后来回沪,便由欧阳予倩代理。研究所本身为戏剧的研究机关。所中特设戏剧学校,另设小剧场、大剧场各一所,小的以为研究和练习之用,大的以备对民众公开表演。
戏剧学校(演剧系)简章及学科设置如下:
一、本校以养成学艺兼优、努力服务社会教育之演员,建设适时代为民众的新剧为宗旨。
二、本校学科为:三民主义、国文、国语、外国语、戏剧理论、中西剧本研究、戏剧艺术史、编剧术、表演术、化妆术、发音术、武术、跳舞、音乐、小曲、粤剧、皮黄、昆曲、历史、小说研究、社会常识、舞台装置、美学。
显然,戏剧研究所的培养宗旨与内容庞杂的科目设置,大致沿承着欧阳予倩居通时的安排。另外,戏剧学校与隶属学校的剧场间的专属搭配也被坚持下来。
1938年夏,欧阳予倩应马君武之邀来到桂林着手桂剧改革工作。1942年,欧阳予倩创办广西戏剧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附属于其1940年组建的广西戏剧改进会,乃最新的培养桂剧演员的专业学校。其在办校宗旨中明确提到学员“不但要做演员,而且要做品格高尚的人”。在组建改进会、创办学校的同时,其四处集资兴建剧场,于1940年下半年终于建成专门供剧团、学校演出的剧场——广西剧场。
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正式成立,欧阳予倩任第一任院长。学校设置歌剧、话剧、舞台美术、戏剧文学、舞蹈诸科系。显然,在以中央为财政投入的中戏,欧阳予倩长久以来的戏剧理念得以真正、有效的实践。组建科系的同时,为了创设教学排练和学生实习演出的场所,他积极筹建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实验剧场。
在日后长达二十年的戏剧教育生涯中,欧阳予倩始终致力于有见识演员的培养即艺人之艺与文化品德双修。另外,供理论演习之剧场的专属搭配,一直为其所重。欧阳予倩的这些努力尤其是注重戏剧艺术主体的建构在推动中国戏曲教育以及戏剧现代转型过程中意义深远,而这一切无疑起于南通。
郭丰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