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之两难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抵制,日货,异议
- 发布时间:2011-01-20 14:50
买卖日货的，有正当的商人被冠以“卖国贼”、“奸商”、“亡国奴”、“冷血动物”加以羞辱。这些人，即使贪图私利，也跟卖国沾不上边。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没有顺应民族利益的大局。
到底一般的国民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碍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反过来说，如果不采用暴力和强制，全民性的抵制日货能否贯彻下去，又肯定会是个问题，就像西方工人罢工一样，如果不组织纠察队，强力阻止工厂主从外地招工进厂，任何罢工都坚持不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对于抵制日货的意见。当时，严复的儿子严琥正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也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严复闻讯去信，最后几句话说：“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同，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在爱国的大帽子下面，有谁还敢提出异议呢？没有异议。
这个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难局。之所以有这个难局，关键在于当时特殊的情势：国家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市场变成了日货的倾销地，而当时的政府，没有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民众自行设法。演变成这样一种局面，事实上对于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当时，要想根本禁绝日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抵制日货运动的阻力反而越大。在没有相应的便宜国货替代的情况下，抵制的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费。
一位当时山东诸城的小学生回忆说，他回到村里，靠做小生意为生的亲戚都躲着他，一个大叔对他说：“实话说了吧，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做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也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安徽芜湖的商会也不积极，后来，愤怒的学生把商会砸了，“首先拆了商会的电话，又把商会办公室内的家具砸得一塌糊涂，有些东西简直被砸得稀烂”，连商会会长的头都被学生打破。
更进一步说，即使禁了日货的输入，那么在中国的日资工厂产品怎么办？很多农民织的土布，实际上用的棉纱，却是机纺的，其中就有不少来自日本开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待全球化，已经出现了。就算这种运动对国货和民族工业有所推进，效果也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扶植和适度的保护。这一点，其实一些明智者已经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开日刊》上的一篇评论说道：
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家庭工业”、“手工制造业”已经完完全全地被外国来的“机器制造品”打灭了。我们日用的东西，几乎离了外国舶来品便不行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做了外国的“工业战利品”，已经失了自己的“独立权”。我们如果不把这独立权恢复转来，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我们“国民自决”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顶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国民自给”，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向中国的工商业界说几句话：
（一）赶快去掉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
（二）赶快集合你们的力量，办一个大大的“化学工业试验所”。
（三）赶快把工商界和学术界用有力量有系统的组织打成一片。
（四）赶快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
这些九十多年前的话，在今天读来，依然很耐人寻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差不多同时，印度的甘地，也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人的抵货运动。中国没有像甘地那样，提倡回到土纺车纺纱织布、土法煮盐的中世纪状态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建设，应该说，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事。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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