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北京人口规模飞速膨胀，2009年底，常住人口1972万，不但远超北京“十一五”规划末1625万人的目标，也早就突破了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1800万人的目标。同样，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也是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大城市面临的问题。在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扩张，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没有完全跟上的情况下，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困扰，出现了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堵塞、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以及入学难、就医难和公共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被列入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其具体思路包括：一是对进京户籍指标控制进一步收紧，在落户指标的配置上将偏重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二是通过居住证制度对流动人口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控。
虽然居住证的具体设计尚未出台，但通过现存的“工作居住证”办理，我们或许能看出居住证设计的端倪。申请单位的资格要求为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研发机构、金融企业、文化创意企业以及跨国公司总部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为符合规定条件的申报单位连续聘用满6个月以上；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北京有固定住所。从申请标准来看，基本是要限制中低端人群流入北京。由此推测，居住证也将是更偏重向中高端人才发放，通过与住房、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医疗等政策相结合来进行流动人口的调控。不具备居住证的非户籍人口，在北京生活的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从而降低北京对其吸引力从而减缓这部分人群流入北京的速度，甚至降低这部分人群的绝对数量。
简单来看，这种思路是有效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近些年来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主要是非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北京每年新增人口中70%来自于流动人口，21.7%属于户籍迁入。通过实行居住证管理来限制外来人口入京的数量，是有的放矢的。但是这样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公平和自由的缺失；其次，大幅控制人口规模，可能反而会起到阻碍大城市发展的作用。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老龄化程度较高，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很快就会陷入劳动力缺乏的困境。所以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进入北京仅是权宜之计，更多是为中长期的根本解决方案争取时间。那么，哪些是更为合适的解决方案？
虽然中国大城市已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但其承载能力未能充分挖掘。2009年，北京人口密度为1069人/平方公里，同一时期，东京人口密度6119人/平方公里，为北京的5.7倍；而东京的交通拥堵、污染、教育、医疗等问题却远比北京好得多。因此说，中国大城市的人口问题，与其说是人口规模问题，不如说是人口空间分布问题。
首先，要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像北京八大城区仅占其总面积的8.3%，却集中了北京几乎所有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功能，导致大量人口聚集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自然会加剧中心城区的城市病，因此必须有序疏离核心区人口。
其次，要建设卫星城，这也是世界各国广泛运用的疏散城市中心区人口的措施。虽然中国的城市也在建设新城，但是往往由于新城公共服务不健全、经济不发达等原因，吸引力远没有中心城区大，起不到应有作用。因此在建立新城的同时，必须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甚至要比中心城市好，从而吸引人口流入，同时适当将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外移。
再次，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和吸纳外来人口多的低端产业，转变为知识、资本密集的高端产业。这样部分中低端人群将选择自主离开大城市，从而无需通过行政手段限制。
最后，要区域均衡发展，改变目前经济发展机会和公共社会资源过于集中于大城市的局面。同时，建设大都市圈，通过协调相邻城市的发展规划，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聚集单个城市的各种功能，有效扩大城市的容纳能力。
文/李牧群
……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