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猎头”在行动

　　现代猎头公司和猎头产业的最初形式是“二战”后期美国的“战争猎头”行为，再逐渐嬗变为商业化的猎头公司，直至发展成为今天人们熟知的猎头产业。“猎头”的精髓在于主动出击、积极搜寻、持续跟踪、千方百计网罗人才，这是一种进攻型的人才竞争行为。“国家猎头”则是由国家主导并主动出击，借鉴猎头机制和路径，动用军事、政治、外交等资源和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网罗、聚集、吸纳高级人才，直接体现国家战略利益和维护国家人才安全的进攻型人才竞争战略。“国家猎头”是国家为从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吸纳人才、挖掘人才、争夺人才而展开的积极的人才竞争战略，是国家人才战略的子战略。

　　什么是“国家猎头”

　　人才竞争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种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战略层面上考虑，从保护自身利益与长远安全出发，纷纷制定人才竞争性战略及人才安全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体系，履行人才竞争相关职能。这种跨国界的人才争夺，除了通过政府行为实现外，更多的是通过国际人才市场由非政府机构实现，主要包括猎头公司、跨国公司、科研院所、非营利组织等。其中，猎头公司是专门从事高端人才寻访的服务机构，以市场化方式承担了国家人才引进职能或为跨国公司服务。例如一家美国猎头公司公布了一份中国大陆金融业界的猎头名单，赫然囊括了中国金融界2000多名高级人才的资料，并详述了每位高级人才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个人特长和今后可能适合的职位，只要跨国公司有需求，相应的人才就会受到猎头公司的秘密“邀请”。

　　那么，哪些人才可能进入“国家猎头”的视线呢？概括来说，“国家猎头”的目标对象具有两大核心特征：

　　●稀缺性。国际上最为短缺的是“两高人才”，高新技术领域的各类人才和各个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主要是骨干和领军人物）。物以稀为贵，才以稀为俏，“两高人才”恰恰是人才竞争的重点和核心。

　　●战略性。重要人才，不仅是国家快速发展以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也是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商业机密、科学技术及各类战略性、市场性资源的重要载体。他们是国家安全、组织（单位）安全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责任主体。核心人才资源是对所在企业（组织）、区域和国家具有高度认同，在关键领域关键岗位上工作，具有高创造力、凝聚力、辐射力，为竞争主体长期、持续地获得竞争优势提供支撑的人才资源。

　　国家猎头以拥有核心能力和掌握核心资源的关键性人才为经营对象，对于人才流失国意味着潜在的破坏性与毁灭性，而对人才流向国则具有强劲的促进力与推动力。有时候极少数核心人才的流失，将直接导致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20世纪中期，钱学森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的回国，促成了我国的核大国地位，迫使其他西方大国不得不调整对中国的战略认识和战略部署。顶尖科学家的流失，往往引起破坏性的后果，导致某一科学流派消失或某一学术团体的解体，乃至某一科学方向失去发展前景。例如，前苏联宇宙研究所所长、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科技顾问的沙古杰夫，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高压物理研究所所长、列宁勋章获得者阿布利克索夫等人，在苏联解体后遭遇美国“国家猎头”。前苏联科学院著名院士、原子能专家彼得列昂多维奇·卡皮查也曾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流失50位一流的科学家，就会使这个大国的科学失去头脑。

　　美国如何实施“猎头”行动

　　发达国家通常会综合考虑现实利益需求、国家力量对比和国际环境，选择实施不同的人才竞争手段。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国家猎头，也是最大的受益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外部环境下，美国采取的猎头手段也各有不同。

　　●军事掠夺。在战争时期，通过军事情报组织，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抢夺人才。现代猎头公司的雏形是美国二战前夕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Alsos），该组织把绑架和俘虏德国著名原子物理科学家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国家猎头”的起源。“二战”前后，美国从欧洲吸收了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航天工业专家冯·卡门、原子能专家奥托·哈恩、核物理学家费米、火箭专家冯·希劳恩在内的数千名科学家，这直接促成了“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成功。

　　可以说，“阿尔索斯”突击队是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以国家名义，悍然动用军事力量，直接以其他国家高精尖人才为猎取对象的“国家猎头”行为。战后美国的迅速崛起，始终引领世界众多领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进程，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从战败国猎取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政治策反。在政治动乱时期，以对外援助为名实施政治策反。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援助导致1500名东欧国家人才外流；1959年-1980年对古巴难民的援助，导致80万古巴难民逃往美国，其中不乏优秀人才；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条件则更加直接，要求菲律宾政府必须允许菲律宾高级科学家移居美国；1968年苏联进驻捷克，美国又趁机接纳了1500多名捷籍科技人员；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定了一个“科学腾飞的过渡阶段”方案，又趁机挖走了前苏联航空及核技术领域数千名专家和专业人才。

　　此后，美国又先后通过“苏东”事件、南斯拉夫解体、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局势动荡之机，掠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巩固了人才强国的世界地位，实现了美国国家人才战略上的利益最大化。

　　●人才竞争。在和平时期，实施市场化的人才竞争手段。猎头公司和猎头产业是人才竞争市场化的直接体现。20世纪中叶，战后经济恢复时期，通过军事力量抢夺人才已经行不通，为避人耳目，猎头行为多以公司机构形式活动并扎根于商业领域。

　　美国由“战争猎头”而形成的一种对人才主动出击的猎头意识和猎头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一些大型企业纷纷效仿，在全球范围内搜猎人才。“猎头”这种方式，逐渐被企业接受和采纳，并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一些企业专门以为客户提供“猎才”服务为主业，并衍生大量高级人才中介服务，一大批猎头公司应运而生。在此之后，帮助他人寻找人才也就演变、发展成为一种智力密集型的产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刺激下，跨国型猎头公司充当了全球人才争夺战的急先

　　锋和主力军，成为主导世界高级人力资源市场的新生力量，如光辉国际（Korn/Ferry International）拥有超过2000名顾问，遍及美洲、亚太、欧洲、中东及非洲的40个国家和90多个办事机构，每年在全球进行超过10000个高层管理人员搜寻项目，被《福布斯》评为高管搜寻行业CEO搜寻有效率排名第一。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 Heidrick & Struggles ) 拥有1400多名专业顾问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服务知识支持网络，遍及美洲、欧洲、非洲和亚太区的65个城市。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猎头产业的发展，将其置于战略产业高度，鼓励资本输出和全球扩张，建立全球性分支机构和人才网络，为本国和本国跨国公司服务。最关键的是，这些跨国猎头公司掌握着全球高级人才的分布和流向，垄断着全球高级人才优先配置权。

　　美国政府对猎头产业的繁荣给予大力支持。一方面是作为移民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美国的很多国家职能是由分散的各种实体，如工商企业、中介组织、科研机构来完成的。这些科研机构、研发设计中心、咨询顾问公司大多是独立法人实体，自负盈亏，完全是市场行为，但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独享式地采购它们的产品和服务，这种独享一般通过严密地技术管制排斥了其他国家，使得这些实体组织以美国政府“外脑”、“科技智囊”、“职能外包组织”的形式存在。

　　以美国军火企业为例，美国国有军工企业不足30家，而生产军品的民营企业却达20000多家，包括航天、航空、导弹、电子、舰船在内的90%的军品都由私营企业生产，有2000多家高等院校和近50%的科学家与军队有科研合同。民营性质的军火企业，猎取人才本身是一种企业行为或市场行为，但实际上，它们肩负政府的使命，承担国家的国防军事职能，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与此同时，美国80%科研人员就职于私营企业，而欧洲国家只有50%。美国科研机构能从全世界吸纳人才，得益于政府向各科研领域提供的巨大支持，私营企业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国在这方面灵活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又可以淡化其“国家猎头”的身份，把一些重点人物和关键人才的“挖猎”委托给专业的跨国猎头公司，是一种市场化的商业竞争行为，有别于军事和政治上的人才竞争，也不会招致外界的指摘和非议。

　　基于猎头产业的特殊性，美国通过公司治理、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已经将猎头产业从一个单纯的人才服务业，提升到执行和落实国家人才战略的高度，进而成为美国介入全球人才争夺战争的“第二只手”。美国各级政府为确保在国家安全等方面高层次专家型公务员的需要，通常采用高薪聘用的方式与私人企业竞争人才。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在每个联邦政府机构内部，设置一个负责战略性人力资本管理的领导职位，以此强化政府雇员能力的提升。到2006年年底，至少有24个政府部门设置了首席人力资本官的领导职务。值得注意的是，首席人力资本官将帮助政府机构招募高级人才，实现人才资本最大化并不断改善绩效的最终目标；设置首席人力资本官，是美国政府应对人力资本挑战方面所采取的几项重要“猎头”措施之一。

　　如今，美国的人才竞争政策显得更加温和、隐蔽和富有灵活性，如针对精英的“绿卡”和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成为美国实施“国家猎头”最传统、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是全球高级人才争夺的“杀手

　　锏”；吸引和截留外国高智群体的留学政策，美国通过留学截留大批留学人才为本国服务，已经成为获取外国人才的重要通道，成为争夺海外人才十分有利又有效的手段；跨国公司常常充当了发达国家“人才猎头公司”的角色，是发达国家走向资源（包括科技人力资源要素）配置全球化的桥梁，通过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就地“取才”、遍设海外研发机构网罗人才、海外兼并购买企业人才、合作办学超前揽才的政策，建立海外高级人才基地；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交流合作共享人才，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聚集全世界顶尖科技人才，为美国实施其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支撑等等，以国家主导的人才战略、政策制度和工商企业的市场行为来承担“国家猎头”的战略职能。

　　新中国“猎头”的杰作

　　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期间，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二战”期间，钱学森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和夫人准备回国报效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恶狠狠地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此后，美国政府对钱学森夫妇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抄家、关押、没收行李，海关方面也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钱学森回国。在周恩来总理的一系列外交斡旋下，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在美国整整滞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事实证明，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到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从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到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当年，周恩来总理适时启动中美谈判，通过外交手段为钱学森回国扫清了障碍，使得钱学森以及后来的一大批留学在外的科学家得以踏上回归的旅途。钱学森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言：“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国家猎头”任重道远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假设：假如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诗人、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军事家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掌握着国家关键技术和核心机密的人才，在影响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方面都具有战略上的对抗性。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千人计划”，引进1143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之一——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成功解析了世界上第一例细胞凋亡小体的三维空间结构、第一例甲酸离子通道蛋白复合体的高分辨率空间结构、第一例蛋白降解复合体的三维空间结构，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韩国《中央日报》发出感慨：“这些年来，韩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面前保持一定的自尊心是因为具备‘技术优势’，这样的自尊心可以保持到什么时候呢？”。只要我们用“国家猎头”的思维和意识，用“国家猎头”的智慧和眼光，不仅突出“引”，更要突出“猎”，我国就会汇集越来越多“钱学森”、“施一公”式的杰出人物。

　　在现代社会，由于高级人才的稀缺和对人才价值认识的回归，高级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逐和猎夺的重点对象，掌握高层次人才流向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国与国间的较量中，高端人才竞争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残酷的竞争。在国际人才竞争国内化和国内人才竞争国际化的环境中，中国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猎头”体系，这对维护国家人才安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文/程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