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南镜头 世界的眼睛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在《为什么写作》中这样提问：“我们为什么写作？”他的回答是：“为了与世界的严肃性--人性、正义等相遇。”而当你真正走进了玛格南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摄影更接近萨特的答案。

　　60年前，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匈牙利人和一个波兰人。共同经历了硝烟弥漫的二战后，走到一起，于1947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一个摄影师联合体，并用“玛格南（Magnum）”来命名。“玛格南”，在枪文化盛行的美国，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左轮手枪子弹，在法语里还有“不可思议”和“至高无上”的含义，也是一种香槟酒的名字。他、她曾经辉煌，如今依旧。

　　玛格南至今60年的历史中，已经拍摄了100余万张摄影作品。玛格南的摄影师们用独特的视角和敏锐洞悉着每一件突如其来的剧变，关注着世界闻名的每一个角落。遗憾于无法将这些富于艺术审美的新闻图片和盘托出，也庆幸我们能够怀抱着敬意展示玛格南的凤毛麟角。

　　玛格南的高度

　　对于那些经历二战硝烟的人，玛格南是这样一种力量--它用最临近的残酷唤醒民众的盲从、最真切的事实动摇跋扈的政治；它把时间的波浪凝固在一个瞬间，警醒着我们：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魔鬼般狰狞的面孔，也没有缔造上帝般的奇迹；它把历史上本该干枯的一页，变成了生命，仅仅以一种“浸润”式的抚摸碰触我们最敏感的脆弱。

　　似乎对于全世界所有摄影师来说--玛格南，是恍惚的神秘，是迫切的神往，是无限的褒奖。他们把玛格南的一声召唤，看做人生的信念和追求，并倾其以毕生之力。玛格南的高度仿佛“触手可及”也似乎“高不可攀”。它把抽象和具象囊括其中，成为无人能解的困惑。玛格南，就意味着一种标准、一种洞见、一种风格，又似乎早已成为了一种行动方式、一种人格、一种气质、一种精神和一种魅力。而这一切，又恰恰源于玛格南的摄影师们--当他们选择一片面包或者一卷胶片经历尴尬的时候；当他们公布嗜血屠夫的残暴真相，被迫颠沛流离的时候；当他们冲破枪林弹雨在生命和信念两者中做出抉择，并且义无反顾的时候……同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斗士成就和平一样，他们成就了玛格南的神话，把玛格南树立为“圣经”。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罗伯特·卡帕、戴维·西蒙、乔治·罗杰是值得我们记忆的。这四位玛格南的创始人，把玛格南从巴黎一个咖啡馆里的构想，变为轰动世界的现实，期间经过漫长辛苦的十年。而他们各自也在这十年的战争洗礼中历经艰险：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法国军队的一员，1940年被德国人囚禁，直到1943年在第三次尝试中成功逃离；二战前便将自己定义为战地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是二战300万盟军最先登陆诺曼底的一员；戴维·西蒙则在德国侵略波兰时加入美国军队的智囊团，并在纳粹杀害双亲的同一年加入美国国籍。另一位创立者，英国人乔治·罗杰则一定对他在缅甸森林徒步300英里躲避日本人的经历难以忘怀。

　　罗伯特·卡帕

　　《一个忠诚战士的倒下》

　　浓郁的剑眉、巍峨的鼻梁、一头蓬松乌发和斜睨着眼睛发出迷离而使人摄服的微笑，这就是罗伯特·卡帕，他有着一种奥地利男人完美而独特的英俊。但卡帕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粗鲁、古怪、酗酒成性，甚至会因为军队里没有葡萄酒而勃然大怒；他风流成性，以好色闻名，一生结交过的女性不计其数--从好莱坞明星到平民美女，从丘吉尔家族里的重要女人到酒吧里放荡的妓女；他酷爱赌博，在美军里玩各种赌博游戏，总是输得一败涂地，但依旧乐此不疲；他自私、神经质、性情多变。但卡帕古怪的性格之外有着令人动容的宽阔胸怀：他对不同国籍、种族、贫穷、党派、信仰的人一视同仁：他拍摄战争，他期待有好的作品，但并不意味着他喜欢战争，他说：“照相机并不能直接阻止战争，但他能阻碍战争的发展。”

　　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一个忠诚士兵的倒下》是他的著名代表作，是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更成为玛格南不得不提的传世之作。

　　中弹即将倒地的士兵，手中已经松弛的枪和依然肃穆的神情，就是这个倒地的瞬间，实现了卡帕对整个世界的完美描述：他把死亡的刹那定格，把牺牲的含义化为脱离议论的真切永恒。我们看不到照片有任何技巧，但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卡帕与这个战士的距离，和一股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这种奋不顾身的勇气使他的照片被任何派别的人都奉为经典。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够不够精致，裁切得够不够紧凑，快门机会够不够恰到好处，调子够不够丰富……因为他是用生命在拍照。

　　杰恩·盖米

　　《穆斯林妇女接受射击训练》

　　曾出版过黑白摄影画册《Pleine Mer》的杰恩·盖米（Jean Gaumy）将自己描述为一名“摄影师水手”，他善于拍摄海上水手、船和波浪为题材的照片。Jean Gaumy1948年出生于法国西南海岸的Royan市，拍摄《Pleine Mer》已进入而立之年。他曾于1984年至1998年四次随捕鱼船长拍摄了大量照片，以他亲身经历的真实性记录了西班牙、挪威捕鱼业的一个纪元的结束，同时也是Gaumy自己对一段生活的告别。

　　《穆斯林妇女接受射击训练》是1986年Jean Gaumy在著名的“伊朗事件”中拍摄的照片。当时美国的里根政府正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多余的部分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神情肃穆的伊朗妇女身着黑衣，并排站在晴空下，此时的手枪成为了画面的主体，似乎也凸显了妇女们的无助，Jean Gaumy在这张照片上的构图和色调都堪称绝佳，也是玛格南的代表作之一。

　　W·尤金·史密斯

　　《捻线的村妇》

　　W·尤金·史密斯，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报道摄影的大师之一，被奉为把摄影技巧与社会责任、对被摄对象的深刻同情与摄影师决不妥协的独立立场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一个在同行内出了名的坏脾气、难愈合作者、决不被顺服者和浪漫主义者。面对他人对史密斯冠以“浪漫”头衔进行恶意嘲讽时，他这样说：“平常老是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嘲讽愤世并受尽折磨，所以才什么都信不过了。而当我坚持信念时，他们就把我称为浪漫主义者。”但是，纵观史密斯一生，他的命运正是在记录与责任、报道与艺术的矛盾中痛苦前行。

　　史密斯的前期作品以报道战争为主，他曾经身受重伤，手术三十二次，取出弹片一百多片。史密斯只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个人立场：“我想要拍的是有感情的战争照片，这些照片要打动人……让战争的可怕侵入到他们的头脑中，让那些人好好想想，再也不应该有战争了……我必须用我的肉体和我的精神力量，尽一切可能地阻止和延迟下一次战争。”

　　1951年，史密斯怀着对西班牙人的关心和同情，及对佛朗哥暴政的不满，悄悄深入到远离大都会的一座贫困的村落。他把整个乡村作为他“摄影文章”中的主角，进行了精彩的报道；“人们慢条斯理地从贫瘠的土壤中力求得到温饱。多少世纪以来的歧视、剥削，正如当前的集权政治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压垮。”《捻线的村妇》是这篇报道中精美的一幅，它表现了村落里穷困劳累的农妇，用最原始的方法捻线、缝纫的劳作体态，蕴含着简朴的美，粗布长袍也显示着村民是用自己的双手换取温饱。这样无求于他人的劳动者，夹在他们头上的任何政治似乎都是多余的。

　　马克·吕布

　　《中国印象》

　　马克·吕布1923年生于里昂。在他14岁时，父亲给了他一台柯达相机，从而成就了马克·吕布的摄影之缘。

　　马克·吕布的那组《中国印象》，对世界了解中国有着“教科书”般的非凡意义。从1957年第一次来中国发表对中国报道的第一张照片开始，先后六次访问中国。他用友善、温存的方式赞美东方的和谐之趣、朴素之美和富有幻想和神秘感的迷人形容，有时也提出善意的批评。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表达、去介入。

　　在马克·吕布的身上，没有那种充满历险的传奇和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更多是游历世界各地，以他独有的敏感和细腻通过一些生活细节反映一些重大和深远意义的内容。我们不会忘记马克·吕布的那幅《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嘴上叼着即将燃尽的香烟姿态优雅地目视远方脚下百尺的“危楼”高度和那副悠然自度的浪漫神情。人们会说：“这就是法国人。”

　　《五角大楼前的妇女》

　　1967年10月21日，美国，华盛顿。五角大楼前爆发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画面右边的年轻姑娘简·罗斯·卡斯米尔面对卫队的武装士兵毫无惧色。这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将公众舆论从此导向反对政府立场一边。

　　玛格南的“新闻”和“艺术”

　　“以事件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是玛格南看待世界的方法。而玛格南自开创以来就分为“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本着两派的分歧与矛盾，曾在玛格南内部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锋，也因此离去了很多优秀的摄影师。过往的轩然大波已销声匿迹，如今玛格南的“报道”和“艺术”依然存在，而更多的还是融合了二者的第三派。

　　玛格南“报道”和“艺术”的分歧与生俱来，其始作俑者可以源于创始人罗伯特·卡帕和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卡帕对摄影的标准是，照片要真实才有价值。他曾有过著名的论断：“如果你照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而卡蒂埃·布勒松的起点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看法是，“事实并不见得有趣，看事实的观点才重要。”但卡蒂埃·布勒松与卡帕在摄影观点上的差别，并没有使卡蒂埃·布勒松走上艺术摄影道路，这与卡帕的影响关系密切。卡帕曾经警告卡蒂埃·布勒松：“不要被标签化，有人把一张标签贴在你身上，这样一来，你就再也摆脱不掉了--小小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家。有了这个标签你将会失去自己，会变得墨守陈规和做作。还是选择新闻摄影师的称呼，而把所有别的东西保留在你自己的心中。”或者卡蒂埃·布勒松被卡帕的这番意味深长的价值观念所触动，又或者卡蒂埃·布勒松是因为战争的实况而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艺术摄影，所有这些没有阻止卡蒂埃·布勒松“艺术摄影”观念的流传，从而为我们在玛格南的世界里，打开了另一扇敞亮的艺术大门。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在《为什么写作》中这样提问：“我们为什么写作？”他的回答是：“为了与世界的严肃性--人性、正义等相遇。”而当你真正走进了玛格南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摄影更接近萨特的答案，因为以镜头为笔所表达出的意境似乎比文字更有真实感和震撼力。值得欣慰的是，玛格南也把这样的答案传递给了那些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热爱摄影和热爱艺术的人们……

　　采写|《小康·财智》记者 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