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凡：少年感的宿命

　　对于束之高阁中国传统艺术，有时候于凡会看得笑出声来，他感受到了难于名状的可爱与幽默，或许，这和他作品中同样的天真和内在的“少年化”如出一辙。

　　草场地，与不远处游人如织的798东西相望。因为保留了乡村的生活形态，这里的安静显得更有学术气氛。十年前，艾未未为草场地设计的建筑群早已被知名画廊和艺术家填满，而这一次，如水波一样的灰砖墙面上，浮现出的是一种几近“天真”的音律，而这个“扶墙走音”的主人，便是于凡。

　　作品《坐着的女孩》由16个女孩的单体浮雕组成，这些身着时髦紧身衣的女孩摆出看似矜持，实则萌动的动作，蠢蠢欲动却又欲说还休……批评家刘礼滨把于凡的浮雕作品类比做一种富于音律的“轻捻慢弹”--这个动作联系着于凡作品超越性背后的灵动抑或悸动，敏感抑或病态的气息。

　　无论是《上学的于果》、《坐着的女孩》、《雷峰塔和Lily》、《黑猫》或者带有于凡标志性的“小水兵”和“马”，都很难定义成具象或者抽象。于凡说，他很多作品中的形象，其实只是儿时脑子里一个“朦朦胧胧”的印象，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当然，除了他那件极具颠覆性的《王荣国》。

　　王荣国：放下架子，艺术家是什么样

　　2003年，于凡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做《王荣国》这件雕塑，这是一件高3.3米的大体量雕塑，完全写实，不带有任何艺术家的个人色彩。

　　于凡最早结识王荣国是因为家里装修，王荣国在于凡家做工人，后来他和王荣国成为朋友，还介绍他到美院的雕塑研究所做了一段时间的木工。2004年，于凡还把王荣国介绍给艺术家隋建国做助手。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北京呆了十几年，从单干到加入装修队，又到后来--给艺术家做助手。他身上伤痕累累，一般木工很难全须全尾，什么都全，他的手指头去了一截……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民工。”于凡说。

　　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政治理想主义的学院式教育中走过来，于凡选择了最写实、最普通的手法；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人；选择了没有个人风格；也选择了不会有市场……在创作的这一年中，他没有任何助手，从做到翻再到修，都由于凡一个人完成。于凡说，“只有我自己做，这个事情才成立。”

　　一年的时间，于凡让自己忘记艺术，只是单纯地去复制这个对象。有时候，他需要王荣国来到他的工作室，让他进行临摹，有时候他照着王荣国的照片做。他想要知道，“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跟别人怎么相处。”而他的这件《王荣国》则给出了答案：“以前艺术家总是高高在上的，把一个模特做一个参考，然后做自己的风格；还有一种态度是美化现实，为政治需要理想化。总之模特就是一个参考物，永远不会是一个主体。而我是把模特当做主体，所有的东西不会加以我主观的处理手法，只是忠实地复制他。他--王荣国是主体。”于凡说，“表明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艺术家应该放下自己的架子，要真正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个雕塑。”

　　于凡以一种足够严肃的态度向写实雕塑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告别，这个“实在到了极点”的《王荣国》成为于凡雕塑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于凡的理想变为“我类似在做一个杯子。”批评家刘礼滨将于凡的这一追求解读为“把雕塑做没”。

　　我前面多少年全都是弯路

　　采访于凡时，他刚刚从欧洲回来，对德国慕尼黑州立博物馆里中世纪的木雕记忆犹新。于凡当时看到那些中世纪的木雕很有感觉，因为跟他十年前特别想要做的雕塑高度吻合。他把木雕拍下来，上传到微信的朋友圈里，学生们看了惊呼，“这不是‘师爷’的作品吗？”这个时候一个念头从于凡脑海中一闪而过，“我要是早十年来到这个博物馆看到了他们的东西，那我这十年会发展成什么样？”

　　于凡经常告诉他的学生，“不要停留在想，有的想法需要动手去做。”教学这么多年，于凡知道学生们脑袋里面的“弯弯绕”，“ 总想着出什么点子，然后一炮打红，一炮成名，一下子吓到别人，一下子变成大师”，于凡说，“这不可能，你不把错误都犯完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当然，这也是于凡的人生经验，“如果你说我前面走的全部的路都是弯路，都没有问题。”

　　回到具象雕塑，于凡觉得，“这里的东西很多人都没做过，这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或者是根本中国就没做出的东西，我想去做。”

　　或许不能假设如果十年前于凡去了慕尼黑看到了中世纪的木雕，现在会如何。但是于凡又说，虽然以前的十二年全部都是弯路，但其实也是最正的路，“人这一辈子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应该发生的。其实都是对的，是对自己有好处有帮助的。”

　　少年的宿命

　　“扶墙走音”的展览中，有一件作品《上学的于果》，于果，正是于凡的儿子。

　　于凡说自己的童年没有于果幸福。那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他总是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他不怎么好好学习，甚至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是他把大人不让看的书全部都看了一遍，每个暑假，他都会去青岛的海边度过，早上去，晚上回来。

　　他的朋友慢慢发现，于凡的作品都做成了“于果式”的瘦长形，无论女孩、水兵、或者是马……于凡想了想，“可能是对于果的感情在里面。”

　　可无论于凡的马做得又多大，人做得有多高，都会给人一种“芭比娃娃”的感觉。而徐冰给出了最贴切的解释：“因为芭比娃娃的特征是她很时尚，有一种人类共同的审美感。西方的孩子特别喜欢芭比娃娃，因为他们特别美身材修长，长大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成熟感，大人的性感。”于凡的作品里总会有这种感觉，“一种孩子总是希望自己早日成熟起来的感觉”。

　　于凡说，自己的好奇心很重，所以经常会，“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但是这种“少年气”只有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和熟识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因为他平时总是一副严肃的做派。徐冰说，“艺术是宿命，少年感是于凡的宿命。”

　　《小康·财智》：作品《王荣国》对您的意义？

　　于凡：对于我来说是个经历，我一直对学院的完全拷贝的那种事儿非常没兴趣，没兴趣有时候还不是很彻底，因为有时候也觉得还可以，总之不是很明确。另外，我也想给美院的这些同仁看一看，我的作品和教学也有一些交叉的关系，美院成天就是做模特，就是临摹，所以我做一个东西也想让他们看看。

　　《小康·财智》：很多人说您的作品中有卡通的色彩，您同意吗？

　　于凡：因为天真是中国艺术的本质。看北大任教的辜鸿铭，他曾经对外国人说过，中国文化没有别的，就是天真，中国文化最好的地方，就是纯洁天真。西方的艺术很哲学，很逻辑，中国最好的就是天真。我有的时候看中国艺术，就会微笑着看，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爱，虽然我们说他们经典传统，束之高阁，但是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好玩。所以我的作品里有卡通形象，其实这不是卡通，是中国艺术里有的那种幽默，好玩的小乐趣，我从来不说我做卡通的东西。

　　《小康·财智》：您的工作状态更像一个学生的状态？

　　于凡：我总在做这个做那个，做课题，其实学生都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学生，很难有这么充分的时间，因为学生在学校只有几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做创作，所以根本不够。所以说我有“习作感”，就是我真的把我自己的作品当成是学生作业做，而不是为了成就我的个人风格。这种课题其实就是一种习作，是有研究性在里面。

　　《小康·财智》：对作品的预期呢？

　　于凡：我做作品都是被迫完成的，都是做不动了完成的，说成就感很少，在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成就感，愉悦感也很少。对作品的预期，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不是一开始就能看到几十年以后的，所以我预期不了那么久，但是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想要一个什么，下一段时间想要一个什么。预期基本都达到了，但是我马上又会有新的预期。我总是把它当成一个线性，所以有人说我的思维很西方。没有什么成就感，只是说做出了一点，做出的都不是我最终想要的东西。

　　《小康·财智》：是否做出最终想要的东西了？

　　于凡：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拿到我最终想要的东西。

　　《小康·财智》：如果做作品的过程当中没有好的感觉，您是怎样保持创作热情的？

　　于凡：雕塑是你能够掌控全局，你能够安安静静在你的小世界里，反正这个世界也不会总是愉悦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冲突。再说我觉得做艺术也不应该完全是为了愉悦，应该有很多东西是必须的。艺术也是一个行当，也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必须要些人做出一些努力，解决一些问题，不是为了一个乐。为了乐去做艺术可能是业余艺术家。

　　《小康·财智》：现在在研究的课题？

　　于凡：是学校，去年以后基本就没有做作品。基本都是在学校里面。去年在学校做了一个个展《置上》，是学校给我出钱做的展览，学校提名的展，我总觉得欠了学校，所以我这一年都在报答学校。去年展览之前任命我做教学系的副主任，所以有这个机会了，我就心安理得地把雕塑放一放，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很少在工作室，但是也准备下个月回归创作的日程了。

　　《小康·财智》：您的雕塑采用的是汽车漆，看上去像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想到做成这种效果？

　　于凡：着色我做了十多年，刚开始时就像汽车喷漆似的那么喷，后来就越来越像绘画，因为色彩最高的境界是瓷的颜色，瓷的颜色又是来自于玉的颜色，模仿玉，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有一种透明感，像中国古瓷的那种色彩。

　　采写|《小康·财智》记者 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