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高端领袖对话 没什么担心的

　　我是刘“永行”

　　《英才》：东方希望涉足的铝、水泥、PVC等，都是产能过剩、利润微薄的行业。难道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刘永行：我们既然做上这行，就要把它做透，不能见异思迁，看到什么好做什么，那样什么都抓不住。行情总是有好有坏的，低潮我渡过去了，机会来了之后，回报会很高。

　　《英才》：现在铝业行情这么差，你完全不担心？

　　刘永行：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市场一向是按照满足高峰时期需求来配置产能的，所以经济一下滑，肯定过剩。但停产损失很大，大家都熬着，直到支撑不下去才破产。现在几乎所有电解铝厂都巨额亏损，只有我们极少数铝厂还有盈利，这才是竞争力。

　　《英才》：有没有错失过良机？

　　刘永行：做企业一定要考虑长远。你不能在行业景气的时候去做决定，比如2007年一吨铝有8000块、甚至1万块钱利润，你要是在那时候做决定，一定会头脑发昏。所以，一定要在行业最不景气、最差的时候做的决策才是最明智的。

　　《英才》：重庆的水泥项目因为新技术调整时间长，少赚了十个亿。对于类似的事情，你会觉得后悔吗？

　　刘永行：不后悔，虽然暂时少赚一点，但我们的竞争力是可持续的。未来会收回来的。

　　《英才》：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下，你觉得铝业要走出低谷需要多长时间？

　　刘永行：我从来不看它走高，我希望它是常态，常态我就活得很好，这个利润我已经非常满足。你知道吗？现在对全世界铝业来说都属于最困难时期，我们铝的利润还超过2011年景气期世界平均利润率。

　　《英才》：由于铝业行情低迷，现在有不少铝业公司觉得光做铝已经没有出路了，打算走多金属路线，比如中铝。你未来会不会也这样做？

　　刘永行：也许几年之后吧，现在我有事情做，要集中精力把铝做好。做铝业，我有优势，人家不行不代表我不行，我是刘“永行”。

　　把PX妖魔化了

　　《英才》：当初进入重化工业，有没有考虑过做钢铁？

　　刘永行：最开始想做的就是钢铁，但后来发现我们根本拿不到批文、进不去。

　　《英才》：幸亏你没有进去。

　　刘永行：当初真要做，我肯定会做得很好，不一定规模有多大，但肯定很有竞争力。

　　《英才》：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重工业领域不具备比较优势。

　　刘永行：我不同意。虽然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但工业化还要升级，还要更加环保。中国不像是日本，可以自己不生产了，去国外买。中国的7亿吨钢去哪里买？3000万吨电解铝去哪里买？这么大的量，就算有地方买，价格肯定也暴涨，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解决。这就注定中国重化工肯定还会发展。只不过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尽可能在合适的地方、寻找合适的资源组合、合适的技术、由合适的企业来做，而不是遍地开花。

　　中国的重工业会有一个产业转移过程，从东部转移到西部。比如河南的400多吨电解铝必须转移到西部去，到新疆去。国家鼓励，这就是合理性地转移。

　　《英才》：重庆的PTA项目停产，带来的损失大吗？

　　刘永行：那个项目在今年1月停产检修，是为了迎接环保部验收，现在环评验收通过，已经重新开工了。其实PTA在2011年的时候非常赚钱，我们重庆的厂一个月就有1.6亿-2亿元的纯利润，但这个行业大起大落，现在大家都亏损了，一是因为经济下滑，产量过剩；二是中国人把PX妖魔化了，反对上PX项目，结果PX价格暴涨，反而让老外把这块上游资源的价格垄断、把钱赚走了。

　　宁可慢一点

　　《英才》：你很少做收购，为什么？

　　刘永行：过去的设备一般都落后，产业链不配套，那些东西拿来做什么。欧美那边的资产质量其实很差，他们制造业很早就在往外转移，留下来的都是破破烂烂的。

　　《英才》：那有没有考虑去海外收购资源？

　　刘永行：现在的资源项目很多都是被炒作了好几手的，价格太高，要非常谨慎。去年力拓建议我去收加拿大的一个钾矿项目，我考虑之后放弃了。他们给出的价格是350美元一吨，当时市场价是480美元，听起来似乎很挣钱，但我预测这个价格肯定会下降，现在果然跌到了250美元，如果我收购了现在肯定亏损了。

　　《英才》：搞重化工非常依赖资源。在国内，新疆、内蒙，各大企业都在跑马圈地，抢资源。你们资源好拿吗？

　　刘永行：不好拿，你看我们在包头都10年了，交税可能都交近百亿了，但有些资源还没有到手，还在层层报批，我又不愿意去花钱公关，要是做点公关，可能早就拿下来了，但那是犯罪啊。我们不想害人害己，我宁可慢一点。

　　《英才》：当年包头希铝规划的是到2008年100万吨产能，但现在还是88万吨？

　　刘永行：是，现在还在等批文。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磕磕绊绊的，政府需要发展经济的时候，叫我们抓紧时间做；一感觉过剩了，就让我们不要再建了。

　　《英才》：现在的情况好点了吗？

　　刘永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过实践检验，我们是全中国最好的铝厂，是样板，很多人来参观，政府就不会让我们随时停产了，还有奖励。所以我非常喜欢金融危机。（笑）

　　《英才》：你在2002年决定做重化工之前，最担心什么？

　　刘永行：担心自己不懂，不知道做不做得成，不确定。完全陌生的领域，要重新创业，风险很大。

　　《英才》：那你现在最担心什么？

　　刘永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2004年那么严的宏观调控都渡过了，现在还怕什么。我奉公守法、不行贿不受贿、企业做得好、对员工好，有什么可担心的？任何政府都希望有好的企业和好的企业家。

　　基层小事

　　上楼梯时，刘永行一定要紧紧抓住扶手；坐车，第一件事系安全带。他的司机甚至养成习惯：7人座的商务车，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系好安全带，车子绝不会发动。

　　在《英才》记者跟访的近12小时里，刘永行的手机一直开着，但却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据说，下面的人很少主动打电话找他，“公司所有的问题，都按程序走，找部门经理就能解决，不用找我。”

　　不出差的时候，刘永行一天给自己安排3个电话，主动找各片区、各分公司的总经理谈，“重工业这块，一个星期所有的总经理、总裁都能谈一遍。”

　　出差在各个工厂调研时，数学系出身的刘永行，对生产中的每一个数据都了如指掌，随着他不断地提问，工厂负责人在旁边拿着计算器飞快地按着，而刘永行完全不需要，他可以很快心算出结果，没有人能糊弄他。

　　一队人在工厂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弯腰捡起地上的一个烟头。

　　在车间里，他发现一台机器上挂着的检修牌，显示应该检修的时间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立刻质问工作人员：怎么还没修？为什么拖这么久？

　　出了厂门，他又回头叮嘱道：大门口洒下来的煤灰粉要扫起来，运回去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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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用汇报，“小事”却管得这么细，不是很奇怪吗？

　　刘永行反问道：“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100万的投资看起来大，但却是一次性的；一个生产指标的数字看起来小，但改进了就是永久的，就能提升竞争力。”

　　在刘永行看来，中国人从来不缺战略，缺的是战术、细节上的东西。战略的确很重要，但它是长期的，企业的战略定下来之后，应该至少10年不变，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战术上的了。如果一家企业整天都在做宏观、做战略，但细节还那么差，它肯定不会是一个好企业，“中国人随意性太强，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弱点做斗争，要把混沌和随意性转变成优势，就是灵活、创新。”

　　“你想想我们的企业跟世界500强的差距在哪里？就是人家所有细节都做得很好。怎么去节约一吨水、一度电？怎么去减少一个劳动力消耗？当你所有的细节都合适，就成就了一个战略。不然不管什么战略都是空的、是虚的、是唬人的、骗自己的。”

　　刘永行的管理原则是：注重细节，但并不事事亲力亲为。东方希望旗下共有156家公司，其中有一半，刘永行一次也没有去过。

　　这些子公司在财务上独立，日常运作中所有的问题，以工厂总经理为首的管理层几乎都有权决定，刘永行并不过问，只有超过100万元的投资才需要他亲自签字--有意思的是，在去年刘相宇主管集团财务工作之前，这个数字是1000万。

　　“我在财务上有时候粗糙一点，他比我更细致。”提起唯一的儿子，刘永行笑容满面。他甚至还主动给记者展示手机里孙子的照片，这时候的“老刘”，与任何一个慈爱的祖父没有两样。

　　在东方希望的总部上海，刘永行至今没有属于自己名下的房产，他和老伴的住所是多年前用儿子名义买的一套房，而刘相宇一家则在外租房住。

　　或许，有足够安全感的人，不需要靠房子来支撑。刘永行很认同这个观点：“我的安全感的确非常强，行得端坐得正，没有什么太怕的东西。”

　　当了30年企业家，刘永行还是不善于“搞关系”，他笑称，擅长社会活动的四弟刘永好做的是“上层建筑”，而自己是做“最基层的”：“你让我去参加一个宴会，我就发毛、就难受，互相敬酒、说场面话这些事情，我不会做，也做不好。”

　　因此，他宁愿放弃一些机会、宁愿老老实实做别人不愿意做的“笨事”：“我只想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的事情，不想做那些需要幕后公关的事情。”

　　有人说：在中国的政商关系中，企业在其中的风险和收益成正比，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反之亦然。

　　不过，刘永行对此看法乐观：“当然，做企业，良好的社会关系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基础是你的企业要非常优秀。说得不好听些，地方政府官员都是要政绩的，就是搞腐败的官员，除了腐败，他还是要政绩的。所以，我们是能满足他们的--我们的业绩、税收、环保，我们的社会形象。”

　　而史玉柱曾这样评价刘永行：“最多只犯过小错误，但没有摔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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