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银抛股：一个时代的告别式

　　所谓的国有银行卖出的“低价”，是经过中外双方多轮拉锯式的谈判，参照折溢价因素所谈出的一个均衡价格。

　　挥一挥手，带走140多亿美元。

　　2013年9月3日，根据相关出售条款文件显示，美国银行向市场出售20亿股建设银行股票，售价介于每股5.63—5.81港元之间，较建行当日收盘价5.93港元略有折让。

　　美国银行在2009年1月开始抛售其持股，在当年的两次抛售中套现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此后在2011年又通过两次出售套现149亿美元。这次的最后抛售将意味着美国银行当初以119亿美元购入的建行股份获得了大约265亿美元的毛利。

　　至此美国银行不再持有建设银行股份，成为最后一家退出大型中资银行的美国大银行，标志着一个由外资参股中国国有银行时代的终结。

　　大鳄离去

　　2008年12月31日，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中行的股份解禁。

　　瑞银集团随即悉数抛出其持有的34亿股中国H股，也拉开了外资银行出售中资银行股份的帷幕，引起市场对中资银行的担忧。

　　此后8天，1月7日，美国银行折价12%，转让了56亿股建行H股，持股比例从19.13%降至16.6%；1月8日，中国银行的第一大外资法人股东、战略投资者RBS CHINA投资公司通知中行，要减持部分中行的股份。

　　步瑞银集团的后尘，两周之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出售了其所持的中国银行股权。

　　美国银行坚持到了最后。美国银行是在2005年首次对建设银行进行投资的，当时该行斥资30亿美元购买了建设银行10%的股份。前首席执行长刘易斯（Kenneth Lewis）是美国银行投资中国的推手。他在2005年6月到访北京时将该行所购的建设银行10%的股份称为“长期投资”。

　　除股权交易外，美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还在2005年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共同合作开发新业务。两家公司于2011年将该协议的期限延长至2016年。

　　2008年，美国银行又斥资70亿美元增持了建设银行股份，将该行在建设银行的持股比例提高至近20%。

　　在美国银行出售建设银行股权4个月之前，高盛集团出售了其所持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后一部分股权。

　　目前，汇丰控股还持有交通银行19%的股权，同时持有上海银行8%的股权。花旗集团持有广发银行20%的股份，但去年悉数出售了所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2.71%的股份。

　　可以说，他们是寥寥无几的还在坚守的外资银行，只是这么小规模的投资对于曾经呼风唤雨的大鳄们来说，这不过是塞牙缝的“甜品”罢了。

　　再辩“贱卖论”

　　在政府注入大量资金清理了不良贷款之后，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大型银行。建行成功上市，但随之而来的却不是欢呼。

　　由于战略投资者购买建行股权的价格低于海外IPO发行价格，因此建行上市被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贱卖国有资产”。

　　当然，我们应该正视历史，不该用今日的眼光去“审判”过去的岁月和抉择。

　　当我们忘记了中国的国有银行业从技术性破产的刀刃上“起死回生”，到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的“生如夏花”，再到中国银行业改写了世界金融的历史这一系列短暂而诡异的历史曲线时，我们就会得出外资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身上获利的假象了。

　　事实上，在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既要看到制度性溢价，也不能忽视制度性折价。

　　制度性溢价方面，几大国有银行目前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客户群、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关键时候的国家支持性因素，这些都构成了中方谈判时的要价筹码；制度性折价方面，现有法律关于外资持股银行比例的限制、行政干预经营、国有银行高管的政府任命方式，这些都成为对方要求折扣的依据。

　　所谓的国有银行卖出的“低价”，是经过中外双方多轮拉锯式的谈判，参照上述折溢价因素所谈出的一个均衡价格。

　　不要忘记，当年花旗为争取建行上市保荐人时，曾承诺花旗将会入股建行，但是这一承诺从未获得花旗总部的授权和批准。一年多的联席上市保荐人做下来，花旗在策略入股方面毫无进展，建行则需要在当年6月底前完成引进战略投资，年底前完成上市。

　　当时，对中国市场有战略眼光且有实力的国际银行仅美国银行一家。更为重要的是，在建行原行长张恩照涉诉时，美国银行仍然初衷不改，只用两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入股建行19.9％的全部工作。

　　压力之下，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都站出来表示，国有资产不存在贱卖，并亮明了银监会对战略投资者的严格标准：第一，战略投资者投资中资银行的比例不低于5%；第二，本着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的最短持股期必须在三年以上；第三，战略投资者要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管理和决策工作；第四，要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背景；第五，有商业银行背景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中资银行的时候只有两个机会。

　　从五个标准可以看到，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的机会很少，战略投资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国内银行业做到长期合作、互利共赢，因此在价格方面自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也要考虑到他的风险成本。

　　2005年6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说：“对跨国银行来说，入股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看起来至少与吸引力一样大。尽管过去的坏账已得到清理，不良贷款率也已下降，但贷款质量仍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情况下。已有一些分行被关闭，但保留下来的分行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系，往往仍然强于他们与总行的关系。尽管已经裁员，但大型国有银行仍然十分臃肿，而熟悉现代银行操作的人员却很少。而且，法院对违约债务人的判决也几乎无法执行。”

　　况且，战略投资者入股还有严格的持股锁定期限制，如持股锁定期必须达到至少三年，且无法对四家银行进行控股。锁定期长，有助于维护上市之后的股价稳定。不过，战略投资者却承担了由此带来的未来股价下跌的风险。因此，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不仅是考虑投资收益，还要与四家银行进行长期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机制，共同承担四家银行经营中的长期风险。

　　由于国有银行在改革前资产质量较差，因此在改革之初，境内外机构并不看好中国的银行业。苏格兰皇家银行计划入股中国银行的信息披露后，其股价甚至下跌了15%。而几家中资银行在寻求境内战略投资者时也屡屡碰壁。2003年7月，交通银行陆续与8家潜在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但只有汇丰银行和另一家机构提交了正式文件。

　　不可否认的是，在四家银行上市后，战略投资者获得了一定的账面收益，但收益最大的还是占绝对控股地位的国有股东。

　　而四大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是改革时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11791.2亿元的3.7倍。

　　此外，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总回报率达27.5%，按2.5年计算，年均回报率为11%。通过增值及分红，国有股权价值比改革之初增长了约7倍，远远高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收益。

　　从前前后后的故事看，美国银行的勇气和胆识在当时是值得尊重的。

　　“全身而退”

　　美国银行自然也不亏。

　　当建行准备成为首家在海外证交所出售股份的大型中资银行的时候，美银美林斥资30亿美元购入建行8.5%的股份。

　　这两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美银美林还获得了将来购买建行至多19.9%股份的期权。这些期权最终证明具有巨大价值，因为当次贷危机在美国愈演愈烈、美银自己的股票承受压力之际，该行披露称，它在2007年11月拥有的股份和期权有至多300亿美元的账面利润。因此，在2008年，美银美林花费近90亿美元，以比中国建行当时股价低得多的价格行使了这些期权。

　　其中70亿美元是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的2008年11月行使的。

　　美国银行的退出也是“情非得已”。美国银行一直在剥离非核心资产和业务，这是该行首席执行长Moynihan的战略之一，即把重心放在该行主要的消费者及企业客户身上。

　　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该行过去三年总共出售了超过670亿美元的资产和业务。

　　外资银行纷纷退出中资银行的投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巴塞尔协议Ⅲ》新规给这些银行带来的出售少数股权投资的压力。该协议是规范银行业资本金、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的最新国际标准。

　　漫漫减持路，美银终退出。

　　此次的最后抛售，稍加计算就得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自2009年以来，美国银行通过出售建设银行股份将累计获利140多亿美元左右。

　　美国银行全身而退，身后却并非狼藉一片。

　　文|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