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来源:时代金融
关键字:商品经济,均田制的瓦解,唐国史补
发布时间:2014-06-24 09:08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硙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硙，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代投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硙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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