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

　　清晨5点半，88岁的翁绍初在家门口的公交车站，等来了第一班15路公交车。这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按照惯例，每到节日，儿孙们会回来陪他，而他也会去陪陪妻子，过他们的“二人世界”。

　　妻子躺在离家20公里左右的同泰嘉陵，已经4年了。即便不过节，他每个月也会去看她，就像４年前承诺的那样。这每月一次的“约会”，需要转两次公交，来回近3小时。4年间，严寒酷暑，儿女的劝阻，甚至两次摔伤，都没有阻挡住这位八旬老人的蹒跚脚步。

　　定情

　　翁绍初18岁时已身兼抗日民主保长、民兵队长，不时与日军短兵相接。有一次被日军包围，命在旦夕，幸好援兵到来，他死里逃生，下山一回家就听说家里给他和“妹妹”定了亲。“来不及高兴，有点儿诚惶诚恐，还在打仗，子弹不长眼，不是耽误了她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那个“妹妹”他早就认识。她叫毛香琴，是他祖父养子的女儿，小他４岁，尖脸，细弯眉，黑发如鸦。旧衣粗裙，难掩青春美丽。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揭起盖头，我才发现她已出落成粉团玉簇的姑娘，此时的心情无法用纸笔形容。”那是1947年，他21岁，她17岁。当时他心里只盼着内战快快结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多好。战争终于如愿结束了，但日子还长着呢。

　　考验

　　1949年，长子刚刚出生，翁绍初被安排到邱隘区政府工作，和在四明山照顾老小的妻子两地分居。

　　解放初，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包办婚姻被废除。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离婚潮。在区政府做组织工作的翁绍初，常常会接待那些前来寻夫的“前妻”。看多了那些哭哭啼啼或者骂骂咧咧的女人，他就想，“我不做陈世美”。对于20岁出头的翁绍初来说，诱惑也不少。

　　当然，妻子毛香琴虽然那会儿还不识字，容貌却很出挑。当时有人打她的主意，编了翁绍初在外面再娶的谣言。毛香琴把说闲话的人骂了回去，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丈夫。

　　翁绍初说，人不能一得意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他参加革命之前没正经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还是觉得和自己的乡下老婆聊得来，就算不说话，各干各的，心里也踏实。

　　1953年，宁波开始实行薪金制，翁绍初终于有条件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团聚没几年，翁绍初又被调到象山，接着“文革”开始了。翁绍初成了“走资派”，被关进牛棚，剃了阴阳头，每天不是跪着接受批斗，就是拉出去游行。中间有好几年不能回家，甚至有１年多时间，都没有家里的消息。

　　后来有人带信给他，说造反派冲到家里，让老婆和他划清界限，为子女着想赶紧离婚，毛香琴把他们骂了回去。“我就知道会这样，她是这样的人。”这件事让他偷偷乐了好几天。“我那会儿想，原来红宝书老三篇都不是精神支柱，老婆才是。”翁绍初说。

　　约定

　　结束两地分居生活的时候，两人都年近花甲。朝夕相处，共同面对鸡毛蒜皮，难免因一事不和便开始拌嘴。“妈妈脾气急，发起火来饭也不吃，爸爸就去哄。可能这么多年爸爸心里一直有亏欠。但他也会发火，他发火难哄。”小女儿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毛香琴查出糖尿病，医生说要控制饮食。她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翁绍初要管她，每天饮食严格控制，她不听，两人像孩子一样置气。

　　祸不单行，翁绍初出门摔了一跤，股骨头坏死，卧床几个月。他看着老伴的小身板跪在床上，从后边托着他的胳膊，给他翻身，抹背，累得一身汗，心里百感交集。

　　后来毛香琴又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要动手术。在手术室门口，翁绍初想：“这把年纪，病的病，伤的伤，活一天高兴一天就好了。”老太太出院后，他比以前更平和迁就，事事顺着，帮着做家务，跟着买菜，买了许多医疗书，尝试各种方法，还学会了给老伴打胰岛素，做血糖记录一丝不苟。

　　回想起来，这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身体好一点儿的时候，两人一起去各地旅游。结婚60周年，还去拍了一套婚纱照，生活就像“越老越甜的甘蔗”，直到他们发现，老太太的肿瘤又转移了。

　　翁绍初事先找好了墓地，回到病房里，他凑在老伴耳边说：“我已经找好了我们的新家，你放心，以后我每个月都来看你，过几年就来陪你。”小女儿记得那个场景，两个花白的脑袋凑在一起，一句直白的告别，听来催人泪下。

　　毛香琴的墓碑上面是两人的合照。每次来看妻子，翁绍初就鞠个躬，把头贴在墓碑上：“老伴儿，我来了。”照片上老太太满头银发，和丈夫并排坐着，含笑不语。翁绍初的名字并列地刻在“毛香琴”旁边，下面是两人的墓志铭：“乱世时来，升平时归，好事为之，心安理得。”

　　樊卓婧

　　（春之暖摘自《东南商报》201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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