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微信“绑架”了
曹国钧是一家国企的信息部主任。他手持4个终端,有4个微信私人账号、3万多微友、15个微信公号、2000个微信群。500人以上的大群就有10个。
“我真的崩溃了。”回忆起一年前的事,曹国钧不停摇头。2013年7月22日,整整一天,曹国钧都抱着手机,不停地点击微信登录按钮。当天上午,由于通信电缆问题,微信大面积崩溃,和数亿受影响的其他微信用户一样,曹国钧无法登录微信。那天,他第一次和那个由3万多好友组成的庞大微信世界失联。
曹国钧把他和家人之间有限的沟通也挪到了微信上。他的手指在iPad屏幕上翻了好几页,才找到他与儿子的聊天记录。
儿子:“底特律,20:38。”
父亲:“能赶到下一班吗?如何安排?”
儿子:“到达芝加哥,当地时间21:03。”
对话里没有一点儿多余信息。曹国钧还建了一个小群给一家3口。起初,他会在小群里敲一句“今天不回去了”,现在,他只有在要回家的时候,才在里面说一句“今天回去”。他说妻子已经习惯了。
根据微信官方数据,不到4年时间,微信已积累了8亿用户,超过了欧洲总人口,其中月活跃账户达3.96亿。公众号数量超过了580万,日均增长1.5万。微信让许多人患上了这种新病症:微信依赖症。在社会学家们看来,这背后是一种孤独的症候。
活在微信这孤独星球上
“社交应用就是为孤独而生的,孤独的人喜欢社交媒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兰德·沃金说。
“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技术在一起,却吝啬把时间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家雪莉·特克的疑惑。20世纪90年代初,她沉醉于网络聊天室和在线虚拟社区,20多年后,昔日的科技代言人变身科技反思者。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从未公开解释微信启动页面的寓意:一个孤独小人独自面对星球。人们乐意把它解读为微信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帮人解决孤独问题。不过张小龙也承认,“通过技术解决不了人的内心情感需求”。
脑袋后面插着电脑线
2014年4月,一条关于社交狂人的视频在网络上被播放了将近4500万次。“我有422个联系人,可我很孤独……”一位年轻人面对镜头,控诉手机加重了人的孤独。
视频中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的画面:几位年轻人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各自低头滑动手机屏幕;繁华的街道上,人潮人海中,一个男人停步低头玩手机;屋子里,一个小孩儿目不转睛地玩iPad游戏,留下屋外空荡荡的秋千……
曹国钧平时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微信的虚拟世界里,睡觉除外。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微信。早上开车上班路上,堵车时刷微信,等红绿灯时也看微信,分秒必争。
白天,他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用在了微信上,晚上下班,还有一堆微信公众账号等着他打理。他主动在群里发起话题,引导讨论,以维护群的活跃度;他给发小广告、收集联系方式的微友“黄牌”或“红牌”,维护群的秩序;他翻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发来的看不完的微信消息,迎来送往……
无论走到哪里,曹国钧都要带着4台移动终端,里面的微信是他连接世界的密匙。这不就是《黑客帝国》里人的脑袋后面插着电脑线的场景吗?
熟人,还是朋友?
“当我们哭泣时,需要的是一个肩膀,而不是一条信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如此描述社交网络与人的关系。
邓巴20多年前提出著名的“邓巴数字”,即“150定律”,“150人似乎是我们能够建立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这与国内社交表现不太相符,微博微信的好友动辄数百人,达500人的微信大群也正在扩充。
《彭博商业周刊》曾刊发一篇文章说:“就像人类无法在水下呼吸、两秒半内跑不完百米、用肉眼看不到微波,大多数人最多只能与150人建立起实质关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出太多。从认知角度来讲,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一旦一个群体的人数超过150人,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淡化……”
邓巴实际上给出的是数字范畴,最核心的圈子可能有三五人,是最亲密的朋友;然后是12~15人;然后是50人。
在最近受热捧的美国电影《她》里,科技宅男爱上了手机里的人工智能系统OS1,发生了一段人机畸恋。《她》获得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故事以女OS1的离去结尾,留下宅男面对孤独的真实人生。
(小静摘自IT时代周刊网)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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