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都是父亲

　　两年前，赵明旭的儿子得了尿毒症，靠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他心力交瘁，不到半年一头的乌发白了大半。

　　儿子刚得病时，他领着儿子到各大医院求医问药。那天，他慕名挂了邵瑞主任的门诊——他可是远近闻名的肾病专家。问诊时，他把儿子的病历和各项检查报告递给邵主任，邵主任看过之后淡然地说：“孩子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抓紧换肾，否则性命难保。”

　　赵明旭知道全国每年等待换肾的病人成千上万，肾源却寥若晨星。他焦急地问：“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邵主任摇摇头。最后一点儿希望破灭了，绝望中，他脱口而出：“你不是专家吗？”邵主任嘴角动了动，依旧淡然地说：“专家也不是神仙，专家只治病，不保命。”

　　就像突然引爆了一颗炸弹，赵明旭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声喊道：“这不行，那不行，要你们这些专家干什么？”

　　当屋外的人们冲进屋里时，邵主任倦怠地倚坐在椅子上，一脸的无奈。而赵明旭竟像个孩子似的，蹲在地上绝望地号啕大哭。

　　那以后，他丢弃了一切幻想，一门心思地给儿子寻找肾源。可一年快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

　　儿子的病一天天加重，出现了心衰症状，又住进了医院。那天上午，儿子突然呼吸困难，医生看后马上对护士长说：“赶快送急救室，立刻给邵主任打电话。”

　　他护送儿子进了急救室，焦急地在外面等待着，可邵主任迟迟不见踪影。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邵主任才匆匆走来。他无比愤怒，失控地喊道：“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你不知道我儿子快不行了吗？你的医德、良心呢？”

　　邵主任迈着匆匆的脚步，边走边说：“刚才我不在医院，接到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现在，我希望你能冷静点儿。”

　　赵明旭怒气冲冲地说：“急救室里躺着的要是你儿子，你能冷静吗？”

　　猛地，邵主任停下了脚步，紧紧盯着他，苍白的脸颊剧烈颤抖着。赵明旭不禁有些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邵主任一字一句地说：“想救儿子吗？要想，冷静，闭嘴。”说完转身走进了急救室。

　　抢救很成功。邵主任最后从急救室走出来，经过他身边时，扭头对他淡淡说了句：“幸运，这次算抢救过来了。”说完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赵明旭的电话响了，是医院的护士，对方说：“54床家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肾源了，赶紧做准备吧。”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准备什么？”“准备肾移植。”

　　他一阵狂喜，几乎要喊出来——儿子终于有救了。

　　医院确定邵主任给儿子做手术。他听了既高兴，又害怕。邵主任医术高，手术有保证；可他担心邵主任心存芥蒂，手术时稍有怠慢，儿子就毁了。

　　手术那天，他忧心忡忡地把儿子从病房推进了手术室，忐忑不安地在外面等待。当主管医生告诉他手术挺成功时，他终于长长出了口气。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杞人忧天，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手术后，儿子排异反应非常强烈，高烧迟迟不退。尽管主管医生对他说，这是正常现象，他心里仍没底，赶忙去找邵主任。可是去了几次都没见着人，问其他医生和护士，都说不知道。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了出来——为了报复他，邵主任在手术时做了手脚，抑或由于疏忽手术失败了，邵主任见事不好躲了起来。他越想越害怕，几番斟酌，他决定去找院长。

　　院长听完他的叙说，打电话把两位副主任和护士长叫到办公室。不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虽然有排异，但情况还在正常范围。他注意到一点，那就是院长根本没有给邵主任打电话，看来医院也是官官相护。这么一想他的情绪又激动起来，说：“你们说的我都不信，作为主刀的医生，姓邵的为啥不敢来见我？”

　　倏地，一直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的护士长站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你、你……”护士长的声音颤抖了，“你知道你儿子的肾源哪儿来的？是邵主任把他儿子的肾捐出来的。”

　　原来，抢救儿子的那天，邵主任是从事故现场赶回来的，他儿子死于那场交通事故。后来，邵主任强忍着悲伤，做完了他儿子的肾移植手术，之后就病倒了。

　　那天，赵明旭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院长办公室的。

　　3天之后儿子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一个星期后儿子可以下床走路了，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

　　这些日子他几次去主任办公室找邵主任，可总见不着他，后来护士长告诉他，邵主任参加了支援边疆的医疗队，两天前就已经走了。他一听着急了，赶紧让护士长拨通邵主任的电话。电话通了，他刚一张嘴，声音就哽住了：“你是个好人，以前是我对不起你。”说完，他泣不成声。好一会儿，电话里传来邵主任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淡然平静：“我理解你，因为我们都是父亲。”

　　（潘光贤摘自《光明日报》2014年8月1日）

　　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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