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计划里有他吗

　　1

　　那年，我刚到市二中当老师。到临终关怀医院做义工，是学校历来的传统。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进病房的情景，一个护工正戴着手套给一位排便困难的老人掏大便。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却看到满屋子的人都坦然自若，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姑娘，第一次来吧？”

　　这个人，就是七叔，72岁，坐着轮椅。七叔患有晚期胃癌，当初转进来时，医生告知最多能活3个月，可是他一住就是4年。

　　七叔要我推他去院子里晒太阳。我猜，他是有意让我躲开病房里的尴尬。我们进电梯后，他叹了口气说：“唉，院长说，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走’得有尊严。可是人老了，哪还有什么尊严？”我握着轮椅的把手，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

　　七叔又自顾自地说：“你叫什么名字？是二中的新老师吧？家在什么地方？”我正盘算着先回答他哪个问题，七叔忽然又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因为家是农村的？”

　　七叔说得没错，我出生在西北的一个小村子里，贫穷几乎贯穿整个童年。我从农村一步一步考出来，进了重点中学当老师，户口也迁进城市。可以说，我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父母却不是我的骄傲。我羞于在人前谈论我的亲人，谈论我的家庭，甚至不愿多回那闷热低矮的土房里。

　　这一点在我和七叔第一次见面时，就被他看得万分清楚。他说：“小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却不能通过努力改变父母。我们这些老不中用的，真烦人，是吧？”我附和着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七叔。听老护工说，他有儿女，都在国外。

　　一天，我到天台晾床单，刚好遇见七叔坐在围栏边发呆。我问：“想什么呢？后悔把儿女送那么远了？”七叔洒脱地耸了耸肩膀，有点儿得意地说：“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儿子女儿都是我逼出去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给他们定了上哈佛的目标。虽然最终没进哈佛，但都出去了，个个都干得不错。”“那你不想他们吗？”“不想。”七叔干脆地说，“他们过得好就行，每个月能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就算是有孝心了。”

　　那天我给七叔换床单时，发现他枕头下放着一个话梅的袋子，里面只剩一颗干瘪长毛的梅子，我随手扔进了垃圾桶。旁边的护工连忙捡了起来：“哎呀，这可是七叔的宝贝，不能扔，这是当初他女儿送他来住院时留下的，七叔隔几天吃一个，直到剩下最后一颗，怎么也舍不得吃了，就放在枕头下面，谁也不让动。”我听着，心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悲凉。

　　3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照例去了医院。一进院门，就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车子。那一天，七叔显得很失落，直到我要离开时，他才开口说话。他对我比了个“八”的手势，说：“我已经送走8个了，看来我也快了。”我心里涌起难以言表的哀伤。我扶他上了床，替他掖好被子说：“别瞎想了，你身体好着呢。”七叔拍了拍我的手说：“小贺，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父母有你这样的女儿，真幸福。”我被“孝顺”这两字，刺得生疼。我孝顺吗？我远在家乡的父母幸福吗？他们是不是也像七叔这样，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儿女，却在人后忍受孤独清冷的痛。

　　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是父亲接的，他显得格外惊喜，说：“贺啊，你过得好不？”我对着话筒，说：“我很好啊。”可心里，却内疚极了。

　　3

　　七叔病危了。他像一根腐朽的树干，僵硬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不知是清醒还是昏迷。我问院长：“给他家属打电话了吗？”院长点了点头。我轻轻地拉住七叔的手说：“七叔，我是小贺，来看你了。”七叔慢慢转动眼珠看向我，忽然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枕头。

　　我愣了一下，想起他的梅子，他又用手指了指嘴，示意我把最后一颗梅子喂给他，眼神充满了乞求。我只好把那颗坏了的梅子放进他的嘴里，七叔这才满意地笑了。他抿着干瘪的嘴，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咂尽梅子里的酸与甜。最后，他幽幽地叹了口气，说：“你说我傻不傻呢，我给儿女们制订了那么好的计划，却没在计划里安排自己。”

　　七叔就在那天晚上遗憾地走了，他最想见到的人没有来。后来，七叔临终前的那句话，时常响在我的耳边。为了摆脱贫困，我给自己制订了无数计划，然而在这些奔前程的计划里，从没给父母留下一席之地。

　　那年暑假，我带着男朋友回家了。进门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她见到我，愣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你咋回来了？我这就喊你爸去。”而我一把搂住她说：“妈，对不起……”是的，这句“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如果没有七叔，我不知道自己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懂得。

　　（林冬冬摘自《情感读本·道德篇》2014年7期）

　　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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