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房子

  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24岁,父亲27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几岁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

  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事情。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终于把地买下。地有了,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当时还兼职混黑社会的父亲,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拍拍胸膛到处找人举债,总算建起了前面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说以后再修。

  父亲不算食言——母亲总三不五时回忆这段故事,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

  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的父亲去宁波当了海员。过了三年,父亲带着一笔钱回到了老家,在这块地上终于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

  父亲没有再回宁波,而是拿着此前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可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中风了。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边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边的主房,现在留下没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亲生病长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里,父亲完成了两次中风,最终塑造出离世前那左半身瘫痪的模样。而在右偏房,姐姐哭着和我说,当时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妆,她已经认定自己要嫁一个穷苦的人家,从此和一些家里比较有钱的朋友,断了联系。

  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地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抱怨是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发火。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脸上憋成了红色,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

  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

  再过了两年,母亲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

  “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从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

  我说:“好啊。”

  她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

  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

  其实我理解母亲了,在她的认定里,一家之主从来是父亲,无论他是残疾还是健全,他发起了这个家庭。

  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摘自《皮囊》

  文/蔡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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