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离别方式要属密特朗的：作为法国前总统，他有过N个情人，其中有一个和他生了一个女儿。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之后，带妻子和子女去了埃及，在尼罗河上坐船一周。之后又在法国南部乡村别墅与情人和私生女聚会。然后回到自己在巴黎的公寓里，把所有药都停了，一个人等待死亡降临。
自打生下来，我从没认真考虑过怎么去死这件事情，一直到1995年我妈妈病危。妈妈得了肾病以后，每周需要透析。虽然是在高干病房，条件非常好，但她还是说：“我死了算了，这么活着没意思。”对于我妈妈来说，活着是为了享受生活，要做事情，要见朋友，要旅游。如果这些事情她都不能做了，那她宁可不活了。之后妈妈换了两次肾，虽然要吃药，但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活的。她从不忌口，经常去各个城市签名售书，喜欢在家请客招待朋友，春节和我们出国旅游。
妈妈最后一次病倒时说，她不要急救，不要插管子。我问她为什么，她开玩笑地说：“不好看。”其实我知道她想留在家里，不想去医院。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守住，最后还是送她去了医院，也插了一根管子。之后，我挑了一本书，握着妈妈的手，给她念。插管一天以后，妈妈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我凑到她嘴边，听见她说：“我不想坚持了。”之后，不到24小时，她就走了。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直认为死亡是她的敌人，一直在与之战斗。但是等死亡真的到来时，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躺在史家胡同51号的卧室里，周围是她的朋友和亲人，她可以跟他们一一说再见。没有，不是那么从容的，最后她还是依了我和她的医生，去了医院，跟死亡最后一搏。
我父亲对死亡的观点和我妈妈差不多，但是最后，我父亲已经不能做主。他最后几年很不容易，一个人住在香港的老人院里面，他的妻子希望他活得长一点，活着本身就是目的。爸爸是个和蔼的老头，从来不愿意让他的女人不开心，所以就坚强地活着，受各种罪。爸爸中风以后，很多事情不能自理，从床上到轮椅上要用一个布兜来协助完成——先把布兜塞到屁股底下，把身体吊起来，然后再把他放在轮椅里面。我去看他，每到要用布兜吊他的时候，他都要我避开，我想他一定不愿意我看见他那时候的样子。爸爸是在香港医院的急诊病房走的，可以说是最不理想的环境，而且家人不能陪，每天只能去两个钟头。大部分时间爸爸看到听到的是其他七个病人痛苦的呻吟和医务人员的广东话。我不能握着他的手，给他念一本书，他连这点安慰都没有。
爸妈走了以后，我开始考虑死亡。我得策划一下，我不能把这个决策权留给身边的人——我妈留给我，我没有照办；我爸干脆放弃了，听别人的，走的时候骨瘦如柴，已经没有人样了。
我要怎么走呢？首先，我不会跟死太较劲，因为斗争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意义了，死亡肯定会赢的。我想我要跟密特朗一样，在跟所有人告别以后，一个人安静地去死。我把这个想法跟我老公说了，他的回答是：“你净找好听的比喻，还法国总统呢，跟你说吧，大象就是这么死的。不就是尊严嘛，连大象都懂的。”
文/洪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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