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海外月子餐

  1937年5月,钱钟书在牛津求学,杨绛陪同前往。两人先是住在一位金先生家里,伙食由金先生家提供。留学在外,最不习惯的便是吃。钱钟书吃不惯干酪,房东家餐食的分量又逐步减少,两人便商量着,搬到了一所有独立客厅、卧室、浴室和厨房的公寓。

  有了厨房,只懂读书的小两口便开始了一场有关“食物的冒险”。自诩比杨绛会做菜的同学俞大缜教他们做白水煮肉:“把肉煮一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佐料。”然而在牛津能买到的酱油咸得发苦,这种做法并不像钱钟书在国内时吃到的红烧肉。杨绛忽然想起在国内时,母亲用“文火”做橙皮果酱,忽然灵光一闪:“对呀,凭我们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于是,他们把雪利酒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这个方法也被他们用在其他的肉类上:鸡肉、猪肉、羊肉……杨绛还学会把嫩羊肉剪成一股股细丝,和钱钟书就站在电灶旁边,当涮肉吃。

  钱钟书当然不是甩手掌柜。杨绛贪睡,每天的早餐,便由他全权负责。他煮好鸡蛋,烤好面包,又煮好牛奶红茶,更有黄油、果酱和蜂蜜,用早餐小桌,直端到杨绛的床前,杨绛“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钱钟书的早餐套餐中,最拿手的是红茶,他们喜欢用印度产的立顿茶叶。后来回国,喝红茶的习惯改不掉,国内却没有立顿茶,钱钟书便用三种红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1998年,钱钟书去世,杨绛整理家务,发现还有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一时感慨万千。

  当得到杨绛怀孕的消息时,钱钟书激动万分,他热烈地盼望着这个小生命的降生。妻子的妊娠反应不算严重,却变得身体沉重、思维缓慢,典型的“一孕傻三年”症状,钱钟书便承担起所有家务。他慎重地早早为妻子定好产院,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一开始,预产期定在五月十二日,是乔治六世的加冕大典,负责接生的大夫高兴地说:“这会是一个‘加冕娃娃’。”然而娃娃在杨绛肚子里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直拖到十九日也无法顺产,于是只能剖腹产。杨绛回忆,等自己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护士们都对这个中国女人充满好奇,因为虽然痛,她却静静地躺着,哼也不哼一声。对此,杨绛的理由是“叫了还是痛”。

  出生的孩子,便是杨绛的女儿钱瑗。她出生时浑身青紫,经护士抢救才活了过来,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护士们因为她啼声响亮,便给她起了个有趣的代号:Miss Sing High(高歌小姐)。

  一直想要个女儿的钱钟书欣喜若狂,一天来了医院四趟,真是有点手足无措了。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女儿,很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等到杨绛出院回家,公寓里充满一股熟悉的香味,灶上炖着一锅泛着金黄色油光的鸡汤,汤中有点点翠绿,那是钱钟书特意剥的嫩蚕豆瓣——他和杨绛的家乡在五月会吃的应季食物。钱钟书盛好鸡汤,端着催她喝下,那一刻,她记了一辈子。很多年过去,丈夫已驾鹤西去,女儿也撒手人寰。她还是记得那个中午,她喝着鸡汤,他看着她。

  摘自 《看天下》

  文/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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