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钱钟书在牛津求学，杨绛陪同前往。两人先是住在一位金先生家里，伙食由金先生家提供。留学在外，最不习惯的便是吃。钱钟书吃不惯干酪，房东家餐食的分量又逐步减少，两人便商量着，搬到了一所有独立客厅、卧室、浴室和厨房的公寓。
有了厨房，只懂读书的小两口便开始了一场有关“食物的冒险”。自诩比杨绛会做菜的同学俞大缜教他们做白水煮肉：“把肉煮一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佐料。”然而在牛津能买到的酱油咸得发苦，这种做法并不像钱钟书在国内时吃到的红烧肉。杨绛忽然想起在国内时，母亲用“文火”做橙皮果酱，忽然灵光一闪：“对呀，凭我们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于是，他们把雪利酒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这个方法也被他们用在其他的肉类上：鸡肉、猪肉、羊肉……杨绛还学会把嫩羊肉剪成一股股细丝，和钱钟书就站在电灶旁边，当涮肉吃。
钱钟书当然不是甩手掌柜。杨绛贪睡，每天的早餐，便由他全权负责。他煮好鸡蛋，烤好面包，又煮好牛奶红茶，更有黄油、果酱和蜂蜜，用早餐小桌，直端到杨绛的床前，杨绛“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钱钟书的早餐套餐中，最拿手的是红茶，他们喜欢用印度产的立顿茶叶。后来回国，喝红茶的习惯改不掉，国内却没有立顿茶，钱钟书便用三种红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1998年，钱钟书去世，杨绛整理家务，发现还有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一时感慨万千。
当得到杨绛怀孕的消息时，钱钟书激动万分，他热烈地盼望着这个小生命的降生。妻子的妊娠反应不算严重，却变得身体沉重、思维缓慢，典型的“一孕傻三年”症状，钱钟书便承担起所有家务。他慎重地早早为妻子定好产院，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一开始，预产期定在五月十二日，是乔治六世的加冕大典，负责接生的大夫高兴地说：“这会是一个‘加冕娃娃’。”然而娃娃在杨绛肚子里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直拖到十九日也无法顺产，于是只能剖腹产。杨绛回忆，等自己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护士们都对这个中国女人充满好奇，因为虽然痛，她却静静地躺着，哼也不哼一声。对此，杨绛的理由是“叫了还是痛”。
出生的孩子，便是杨绛的女儿钱瑗。她出生时浑身青紫，经护士抢救才活了过来，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护士们因为她啼声响亮，便给她起了个有趣的代号：Miss Sing High（高歌小姐）。
一直想要个女儿的钱钟书欣喜若狂，一天来了医院四趟，真是有点手足无措了。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女儿，很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等到杨绛出院回家，公寓里充满一股熟悉的香味，灶上炖着一锅泛着金黄色油光的鸡汤，汤中有点点翠绿，那是钱钟书特意剥的嫩蚕豆瓣——他和杨绛的家乡在五月会吃的应季食物。钱钟书盛好鸡汤，端着催她喝下，那一刻，她记了一辈子。很多年过去，丈夫已驾鹤西去，女儿也撒手人寰。她还是记得那个中午，她喝着鸡汤，他看着她。
摘自 《看天下》
文/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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