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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在他的著作《企业中人的方面》提出X理论和Y理论(Theory X and Theory Y)。

  X理论假定人们的工作动力是消极的,Y理论则假定是积极的,这成为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今年这一理论已经提出整整50周年。

  就人性讨论下去,最终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人性本善、本恶还是白板,自有文明以来争论不休。但这不是管理学的关切,讨论人性,最终是为管理实践提供正当性。相反的假定推导出不相容的管理模式:如果是消极的,应该加以控制和矫正,有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手段;积极的则应授权和支持。

  不论管理者是否有意识,决策总默认X或Y理论为前提,就像球员不自觉地运用力学法则踢球。很多企业公开声称信奉Y理论,没有声称X的,社会也是如此。但言行未必一致。假定的假定,默认的默认,X和Y也只适用于员工。而员工的对立面,实践的主体,不管是实践X还是Y,企业和管理者都是积极的,否则讨论没有意义。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是积极的。但管理者也是人,大多数从基层员工升迁,企业由人组成,却都只有Y,既不合逻辑,更不合事实。

  麦格雷戈站在马斯洛的肩膀上,将五层需要分成两部分,其中生理和安全是低层需要,其余为高层需要,他认为X理论适用于低层需要导向的员工,Y适用于高层需要者。麦格雷戈还认为,在他发展该理论的上世纪50时代,大部分美国工人已经步入高层需求,这显示X理论和Y理论是可变的,并且Y理论是未来,宏观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增长,企业在微观上可以通过提高福利来加速这个进程。

  总之X理论和Y理论是个开放的体系。在笔者看来,麦格雷戈及后续的研究者较多关注个体,对个体活动的环境,正如其书名“企业中”阐述的不足。企业不是弹珠台,组织有固定的结构,员工有固定的位置。

  麦格雷戈默认管理是同质的,“组织企业的各种要素——资本、物料、设备和人员,以实现经济利益为目标”。

  但事实上,不同行业、企业、部门和岗位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从而对X和Y的取向是千差万别的。人性最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不是企业能改造的。在企业的小世界里,长期利润最大化是最高价值。当人性的需要与人力资源的需要抵触,从企业的立场,就是消极的X,反之则是积极的Y。

  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不仅只有收入增长,更重要的质变是白领工人数量赶超蓝领。体力劳动高强度高重复、摧残人性,马克思从理论的高度、卓别林用生动的影像予以抨击。工人的低层需求与企业目标没有交集,工业企业最终获得平均利润。人性的反抗此时对于企业就是消极的。

  而经理人的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特别是引入股权和期权后,职业经理人开始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品牌与技术创造超额利润,合伙人制完全排除资本收益,都使得经理人与企业趋于双赢。但仍然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分工,从资本家对蓝领工人,到高管对普通白领,再到高级知识工人对初级知识工人,阶级的界限越来越浅,X趋于柔性化、Y趋于主流化。与此同时,X和Y的取向也出现差异化。

  其一是目标和过程可界定,从而达到可管理的程度。容易界定取向X,不容易则取向Y。詹姆斯.威尔逊著作《官僚机构》将政府的业务按管理者对产出和结果的可观察性分为四种,同理也适用于企业:产出和结果都能看到,称为生产型组织;产出能看到而结果不能,称为程序型组织;产出不能看到,结果能,称为工艺型组织;两者都不能看到,称为解决型组织。

  生产型和程序型组织取向X。工艺型组织在情境中也取向X,但在职业生涯内,重视自我激励和约束,取向Y。

  解决型组织则取向Y。

  其二是潜在的损益比。风险收益经常不对等。在损益比序列的一端,索罗斯反思金融危机指出,做空的收益有限,风险理论上无穷大。在另一端,风险投资追求这样的组合:每笔投50万美元,10个项目有7个全赔,两个保平,一个赚5000万。

  大部分业务介于其间。企业整体的损益在局部不是平均分配。偏止损的情境取向X,偏收益则取向Y。这是因为各有利弊。潜在损益与员工的潜能成正比,X适用于赚得少赔不起,Y适用于赚得多赔得起。

  举两个职能部门的例子。尽管有一些企业达到战略财务的高度,大部分企业的财务部主要负责止损。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跑冒滴漏。因而财务部门默认X理论,繁琐的程序使得财务部在企业中大都扮演讨人嫌的角色。

  高级培训旨在开发潜能,因而高级培训默认Y理论,也许某位培训主管内心深处认为某人已无药可救,但只要站在讲席上,还是会指着他的鼻子,声嘶力竭道:“你是最棒的!”在生活中,会计并不更阴暗,讲师也并不更阳光,这不是虚伪而是职业。

  这也可以解释前面的制造业,流水线的速度取决于全体员工的平均值。

  少数员工更麻利,非但不足以提速,反而会遭工友嫉恨。只要有一个环节停顿,整条流水线都会停下来,因而偏止损。如果员工已经建立职业认同,会接受相应的人性假定。理论上管理的任务是扭转潜在损益的不对等,实现损益表好看。但组织是一元的,尽管企业的止损战略从属盈利,其原则对立,因而经常会顾此失彼,过犹不及。

  中国后发和偏激的现代化,不止商业,技术超前人文,业务超前管理,导致滥用X理论,即使在那些适用的领域。向Y理论的转型也落后业务和经济进程。另一方面,麦格雷戈当年是从实践中总结理论,而中国,还是这种现代化模式,X和Y的实践落后于理论,难免生搬硬套。

  尽管中国的人口基数和国际分工,蓝领数还远多于白领,但中央提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知识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浪潮,近来频发制造业群体事件,如富士康员工跳楼和汽车工人罢工等事件,都显示中国制造已走到与美国1950年代相当的阶段。我们亟须回到起点,在本土语境中再次发现X理论和Y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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