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程远

　　程远

　　生于1946年，《经济日报》高级记者。

　　导语：他有拨弄汽车行业风云的手，亦有一针见血的笔，他是一位报道中国宏观经济的高级记者，更是一位汽车行业的历史见证者，可是他说：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最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11月下旬，深秋的广州依然温暖，广州车展媒体日下午，本刊记者一行三人和汽车媒体圈的泰山北斗、老前辈、“老愤青”程远老爷子一起，用了三个多小时回忆自己当初的“学霸”青春、波折的文革岁月和汽车行业的波澜壮阔。

　　虽然明年即将迎来自己第六个本命年，但老爷子精神甚好，记忆清晰，固执不改。时而感叹时光，时而悲天悯人，时而又露出老顽童式的微笑。

　　作为光阴的见证者，中国汽车最出色的记录者和观察者，程老师始终是我辈难以逾越的丰碑。

　　这位汽车媒介的泰斗，见证并记录了中国汽车的成长史。然而，他居然说自己不爱车，车只是他记者工作的一部分，凭着“做了就要做到最好”的倔强习惯，才成就了他今天的贡献。他有拨弄汽车行业风云的手，亦有鲁迅一针见血的笔，他首先是一位报道中国宏观经济的高级记者，然后才是一位汽车行业的历史见证史官。

　　他说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最爱的身份是历史学家。因为历史深刻，饱含哲思，或许也正因此才成就了他的每一篇报道。问如何深刻？他说，唯多读书，多思考。

　　“年轻时我几次都差点儿完了”

　　说起求学时代和年轻的岁月，“我有好多好多故事，有两个奇遇。”精神饱满的程远饶有兴致，又心怀感激地回忆起30多年前的时光，“考大学和考研的关键点上我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将我的命运引向了今天。”

　　程远在小学的时候就立志要上大学。此后的学习生涯都是赶超的跨越式节奏，初中开始自学逻辑学、语法、文学史等高中内容；高中则是课堂上提早完成作业，课后用来大量阅读文史类书籍，是当时公认的超级“学霸”。后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了5个志愿，都是与文学、历史有关--除北广外语系第五志愿外。后来偏偏被北广录取，拿到通知书的时候，他就把通知书扔在地上用脚踩，固执地说不去上，待明年重考再进理想的学校。

　　或许人生就是要带着某种使命而来的，该你走的路，哪怕再扭，也会有人引着你前行。程远的第一位贵人是他北广外语系班主任叫刘尧青，他从北京寻到安康一个叫南马道的偏僻地方，劝说程远去读书，他这才肯去广播学院外语系上学。程远说：“就这样，文革前末班车进的大学，晚一年就完了。”

　　进了北广，赶上文革，年轻率直的程远在那个时代也吃了不少“愤青”的苦，毕业的时候，因为朋友的揭发，被列为516清查对象，下放到了河北保定的望都县。

　　“当时我真的不想活了，因为看不到前景。那时真想到坟地里自杀，我把房东剪子都偷来藏好了。”7、8个月后，中央又搞“一风吹”运动，说过往的事情不算数，这才他们又回学校待分配。

　　在程远的强烈要求下，他回到了陕西安康县老家并进了县广播站，由于表现出色，很被重用。三个月后，广播站查阅档案，介于他文革期间的表现，就把他给辞退了。程远跑北京一边给自己平反，还给中央写了封信；一边积极准备考研，另辟新路。

　　直到文革结束后，高层批示了，程远才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他也考进了中国社科研究生院新闻系，由于复试环节校方出了点状况，他就错过了面试而被拒收。当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兼社科院干部局局长温济泽，对程远在大学期间的表现非常了解，认为他是一位热爱学习，有正确是非观，能独立思考的人才，“这个人我了解，让他来。”就这样程远就比别人晚到一周进入了研究生院。程远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温济泽，我就完了。”

　　是卓越的记者也是一个顽固的愤青

　　一旦我们不打断老爷子，程老自己总能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记者生涯，时而悲天悯人、时而精进苛刻、时而犀利批判、时而又快乐得像个孩子。

　　我们好奇地问他：“您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位行业的专家？”他很坚定地说：“我是一位高级记者。”

　　1983年，程远研究生毕业，导师张佩惜才心切，将其举荐进了《经济日报》。刚进入《经济日报》的程远也有一段职场新人的小磨难，冷板凳坐了三个月。“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他回忆说。

　　陕西人的倔劲，程远很快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硬是把当时几个冷门的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跑出了从未有过的精彩，并引起了相关行业和领导，甚至国家高层的重视，有关专家还会亲自登门切磋和研讨。“我做统计局新闻的时候，把一个以前冷僻而且没有多少人关注的部位，成为每周都有新闻，月月上头版的热门。”说这番话的时候，老爷子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与开心。

　　他在《经济日报》从业40余年，以心愿为炉，笔端为炭，把自己跑成了首批高级记者，享受国家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就是没跑出一顶“乌纱帽”来。在当官和记者之间，他的内心更倾向于激昂文字、为民族发声、体现个人精神价值的“无冕之王”。

　　在他的师兄艾丰看来，程远是一位“学者型记者”，而他自己则认为，新闻记者成为他的终身专业，实在是一场误会，如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希望自己是位历史学家，阅读往昔，以鉴当今。

　　“其实我不爱汽车”

　　但是，程远仍然被历史推进磅礴发展的汽车洪流中。也许中国少了一个悲愤而深刻的历史学家，但是却多了一个敢说敢言、直陈写实的行业卓越记录者。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程。国家垄断的汽车行业，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新时期，程远以媒体人的身份，成为其中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他清醒睿智、真知灼见，文笔犀利辛辣、论述磅礴大气，打开了中国汽车业的全新视觉。然而，这位见证者却说：“我不爱汽车，我完全把它当成工作，只是想把它做到最好。”

　　程远说的“最好”，是指“要写出能够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

　　他的第一篇汽车报道是有关中国一汽集团。当时一汽“解放”汽车正在经历换型改造时期。一汽董事长耿昭杰与他初谈后，就很欣赏他的认知，继而与他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回来后程远一气呵成《第二次创业》的独家报道。对“一汽人决心要生产出国内第一辆不漏油车”的期待也成了他对发展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期许的萌芽。直至2004年他推出了一系列报道，旗帜鲜明地为大型汽车企业要带头搞自主呐喊助威。

　　程远认为中国汽车发展最好的时段是这十年，因为产量多，自主品牌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汽车工业的发展会更加健康。同时他建议：“合资企业不要再进来了，我们都把市场给让出去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程远看汽车，局里局外，不趋炎附势，也不歌功颂德，而是冷静客观，保持独立思考。对于当前新能源汽车的热潮，他认为目前市场对它的解读是很狭隘的，主要把它圈定在了电动汽车。而对电动车的未来前景他并不看好。他认为，未来要采用何种能源动力主要还是看中国未来的能源战略。

　　历史无结尾，岁月亦无始末，就象周而复始的滚滚车轮。程远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汽车这些年》的自序中说：以我的年龄，“这些年”有可能是我对中国汽车的最后奉献。

　　然而，文字是悠远流长的，思想也是延续传承的，这位汽车媒介的泰斗，汽车史的光阴见证者，不仅正在迎来自己人生的第六个本命年，还将见证“中国汽车这么奇迹地崛起”的全部过程。

　　这不仅仅是以程远老师为代表的老一辈媒体人的使命，也将是一代代新闻记录者们生生不息的传承。

　　文/谷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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