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和挑战,让我也忙了很多。
总书记和总理在国际场合都会谈四个字——错综复杂。这真不是随便讲讲,现在不确定性真是非常厉害。
大家总以为现在有这么多的钱,黄金应该非常确定地往上走,但黄金价格也掉下来了;我最近在天津调研时,很多人已不做实业,最近半年都是靠欧元的涨跌来抓住机会赚钱,之前能够做到20%的收益率,但最近也出现了大的亏损,因为没有想到欧元一下子因为意大利的问题掉下来。
这一切,都是一个错综复杂形势所带来的结果,包括当下大家讨论很多的高利贷、灰色金融体系的问题。制造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哪?又该如何解决?
紧缩货币政策的幕后推手
今天爆出高利贷问题较为严重的城市,如温州、鄂尔多斯多是国内的二三线城市。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二三线城市准备好了没有?
“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但我自己到江浙一带调研时,看到的不是“看得见的手”在做引导,而是“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着产业资本配置,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支持一个巨大的收益链,所谓钱流,所谓高利贷,所谓典当,都非常红火。
今天我们看到银行业存款很难吸纳,这也就导致贷款发不出来;贷款难发,存款就更难吸收。银行今天面临着空心化的问题,但是不是我们的市场上真的没有钱?并不是这样。
江浙一带企业家给我的信息是,今天已无法再做产业,但是,还有一些企业家,继续打着做实业的旗帜,高声呐喊中小企业融资难。他们为什么已不做实业,还要高喊着把企业的壳留在那里,大喊中小企业融资难?
因为他们需要低成本的资金,来进行高息投资。
我在温州讲演了三天,呆了三天,那边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从不同的层面给我反馈了信息。我的一个深刻感觉是,产业的资本退出舞台,可能是货币政策并没有到位,也就是说,越是紧缩货币政策造成产业融资的成本越上升,而产业资金成本上升,却培育了一个灰色金融体系,在那个市场运作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让很多的企业家都停止了产业的竞争。
原因很简单,倒过来看,如果把资金看成是一个投资的标的,是那么吸引人,每一次的加薪都给灰色金融体系的资金运作带来巨大的利润。
很多地方银行告诉我,他们无法相信中小企业的呐喊。尽管有一部分中小企业真的需要钱,但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是希望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为他“钱养钱”的生意带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当最近有电视台找到我,拍温州“钱流”的事情,我说,你可能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如果超越今天的发展阶段,去谈产业结构升级,很难。我们很多的企业,无论是在人才还是资金的扶持上面,都无法跨越这样一个瓶颈,它做不了产业升级。
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希望中小企业船小票多,且二三线城市背负的负担很轻,应该由二三线城市先来做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事实是,这次大升级,是彻底的“结构调整”,是从产业走向虚拟经济。
企业减负效果更直接
中国正在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内外挑战,我们对自己应该要求不超越客观现实条件去发展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政策、政府层面这只“看得见的手”硬推做不到的事情,其结果就会看到大量的资金由看不见的手引导到虚拟经济。
目前这么紧缩的货币政策情况下,一线城市的房价并没有明显下降。是谁在支撑高房价?
我去了温州后知道了答案。很多温州老板,当然不只是温州,在2008年买房时,去银行申请了大量贷款,那时利息非常低,但今天利率上升,这些人面临拿不出钱来还贷的问题。
他们的选择有两个:一是卖掉房子还贷,另一个借钱来还贷。大部分人选择了不卖房子,因为大量卖房就意味着房价会下跌,而房价跌就意味财富缩水,所以,他们要撑住房价,就要到高利贷市场借钱,于是,这种借钱的需求培育了投资高利贷市场的民营资本。
这也是温州等地高利贷活跃的另一个原因。
供和需支撑了这个灰色的金融体系,尽管短期的利益非常可观,但是不能长久,因为没有任何风险控制。
所以,今天中国同时存在的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激烈的角逐。我们非常希望国家的决策层面能够尊重市场的规律,能够让企业家放下沉重的税赋负担,降低他们的成本,不要把一切的成本都由企业家来承担,让他们回到产业的舞台,这比紧缩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来得更直接、更明显。
今天的货币政策是解决流动性泛滥,我感觉是在帮倒忙,越紧缩,资金泛滥越厉害。
解决的办法不是调整货币政策,而是重视民营企业家生存条件。如果让产业资本再次回到实体的舞台,那么民营企业家按照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会作出明智的调整,政府惟一要做的事情是把不该赚的钱放弃掉,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除此之外可能都会帮倒忙。
重视富人的消费结构
此外,解决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是从需求层面上,重视富人的消费结构。
目前中国富人的心态非常糟糕,他们在中国选择了投资,而消费选择了海外,这也造成了海外巨大的错觉——中国有消费能力,只是被压低了,这也是最近他们一直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一个原因所在。但海外没有理解,中国现状其实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解决。
现存的贫富差距是个坏事情,但它可能是推动中国内需的一个有力砝码——今天大量在海外消费的富裕人群,能不能让他们安心地在国内消费?
通过富裕阶层满意的消费,让他们的支出转移到中低收入人群手中,完成中低收入阶层原始财富积累,等到人均收入也超过了一万美金时,中国一定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民众把自己的财富更多的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而不是防患未来的储蓄。
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富人,要善待,能不能让他们在国内消费,有消费者环境、诚信等很多问题要解决。富人花高昂的旅游费到国外去买一个安心、诚信,这是中国经济一个最大的悲哀。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稿件根据作者在安徽铜陵“中国家具市场发展论坛”演讲稿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孙立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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