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缘起

　　前山东巡抚毓贤建议端王爷不妨适度松开对民间秘密结社的管控，希望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去消解各国公使的冷漠。这个建议从现在的眼光看当然很有问题，是对民粹主义的操弄，但从当时情形说，确是毓贤的经验之谈，他在山东巡抚任内就是这样做的，也确实比较有效。

　　义和拳源流

　　马关议和结束后，中国坦然接受甲午战败的后果，一切归零，重新开始，步入“维新时代”，坦然接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考验，大幅度对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各国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进入新一轮大开发大发展，先前对民间社会的高度管控与压制也开始松动了，新的社会组织如春笋般地一夜之间成长起来了。这一切都是甲午战后的新气象，是中国进步最具体的象征。

　　正如人类所有的进步都必须付出相当的道德代价、生命代价一样，中国在甲午战后的进步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开发带来了“大开挖”，整个中国仿佛成了一个大工地，失去土地的民众虽然获得了多少不等的补偿，但他们必须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无数民众由此陷入极度苦闷，他们在丢弃了传统行当之后，几乎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做不来，只能四处流浪，到处觅食。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知什么原因，大约从1895年开始，天灾频仍，华北大旱，黄河连年决口，黄河中下游地区连年歉收。如果在正常年景，那些失业失地的流浪者或许能够遇到好心人家要到一口稀饭，在这种大饥荒岁月，人们自顾不暇，谁也无法无力帮助那么多的流浪者，黄河中下游尤其是山东境内饥民遍野，流民遍地，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流民别无他法，只好抱团取暖，相互慰藉。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民间秘密结社呈现其本色，担当起救助灾民心灵的使命，用天国、用命运、用劫难，用一切能够慰藉心灵的手段和言辞，劝说大家接受命运，接受现实，坚定地活下去。

　　根据吴桥县令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当时在华北在山东活跃的秘密结社就是白莲教。从劳乃宣征引的清代皇帝上谕等大量文献看，白莲教在清两百多年从来没有终止政治活动，此伏彼起，从事着艰难的反清抗争，坚守汉人“华夷不两立”的精神，顽强不屈，持续抗争，屡禁不绝。

　　白莲教“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赢得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欢欣与欣慰。在满洲人长时期种族压迫下，懦弱的士大夫阶层自己无法起而抗争反清复明，他们也期待有骨气的汉人能登高一呼，给满洲人一点颜色。所以，对白莲教在民间社会不绝如缕的传承繁衍，汉人士大夫抱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

　　回望甲午战前两百年，白莲教在民间社会的活跃有迹可循，大致反映了满洲人政治统治强弱或盛衰的轨迹。一般说来，在政治统治比较强盛的时期，白莲教为主体的政治抗争就少些，大致处于潜伏状态。反过来，当政治统治趋于衰微，或中外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可利用机会时，白莲教为主体的反清力量就比较容易重新集结，比较活跃。

　　综合各种文献，自1895~1899年在华北地区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等各种教门、教派。就其本质，这些教门、教派大约都与先前的白莲教有着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是白莲教的分化与衍生。

　　拳民诉求

　　这些教门、教派等民间结社的成员，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诸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等。他们浪迹天涯，行踪诡秘，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一切强权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

　　据研究，这些民间结社原本只是民间的自发活动，是弱势群体面对社会动荡而生发的本能自救，是抱团取暖，但是有时似乎又不是纯粹的自发与民间，在有的地方也多少带有官办色彩的性质。地方官员有时为了一方治安与稳定，很自然地利用这些乡亲乡邻保卫家园，担负某种程度的地方自卫功能，防范着乡村社会可能遇到的外部攻击。这大约也是后来一些拳会逐渐成为官方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

　　拳会、大刀会等民间结社在活动形态上，比较趋向于武术表演，热衷于练习刀枪不入的硬功和降神附体的软功。这一点，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主要反映了华北农村地区民间生活传统和娱乐方式，具有一些简单的“准宗教”或“类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表达了某种具有神秘意思的东西，其功能也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相信，更容易接受。游走江湖的艺人，从其本质上说不过是为了糊口装神弄鬼，娱乐大众，获取收益，无恶意，也无助益。这就是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多元。

　　然而到了特殊年份，这些游走江湖的艺人与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人结合起来，重构或者虚拟出一些神拳组织，诸如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红拳等。这些“准组织”后来被渐渐统称为“拳会”，被渐渐描绘为白莲教传人。这里面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其实还可以仔细考究，并不必根据一些传言就信以为真。拉大旗做虎皮是传统中国江湖艺人比较习惯的手段，也是增加信任感的一个最常用办法。

　　在近代，被称为“拳会”的松散组织日渐成为乡村社会各种秘密教门的羽翼，或者直接归附这些教门寻求保护。到了19世纪末年，活跃在华北广大地区的拳民逐渐演化组合为几个有名的系统，其中有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有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前者渐渐吸纳包容了金钟罩、红拳，甚至吸纳了坎卦教、离卦教，后者包容吸纳了义和拳，义和拳一度改名为“神助义和拳”，也与一些教门相结合。此外，各种拳会继续分化组合，还有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他们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这些秘密教门、神拳组织故意将自己神秘化，将传承系统及诉求模糊化。这种做法不是刻意要神秘，而是为了信众，为了给自己的组织涂上某些神秘莫测的东西。

　　从准宗教视角看，义和拳这些拳教组织所组织的活动，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这些神助组织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自然本领。当然，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注意力、鼓舞士气、提升影响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自然使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娱乐乡村民众外，很少能够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

　　民教冲突

　　从19世纪晚期中国社会情形看，中国乡村居民尽管可能受到外国资本进入后各种各样直接间接损失，但作为乡村民众，他们所掀起的骚乱、动荡，所从事的斗争至少在其早期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更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想。中国乡村居民具有极大忍耐力，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揭竿而起，不会聚众闹事，更不会想到推翻朝廷，当然更想不到要赶走什么洋人。

　　洋人，特别是遍布乡间的传教士确实有一些人与乡村居民发生过冲突，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冲突相对于友好相处的，根本不构成比例。这样的案例尽管有，但非常少。乡村居民之所以与教会与传教士发生一些分歧和些微冲突，主要不是因为外国人，而是因为先一步加入教会的中国人，即被称为“二鬼子”的中国教民。这些教民绝大多数遵从教会规矩，弃恶从善，多做好事，但是也有一些品质不太好的教民，凭借着教民的护身符恶习不改，横行乡里，欺行霸市，有意无意欺负并激怒了那些还没有加入教会的中国民众。

　　被激怒的民众凭借单独的个人力量当然无法与“二鬼子”教民，更不要说与教会去抗争，他们惟一的出路就是团结起来抱团取暖，集体抗争。很显然，如果仅就信仰层面而言，中国乡村民众与教会、教民的冲突，肯定蕴涵着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严重不合，也同时蕴涵着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政治斗争。只是这种“文明冲突”不应该被夸大。

　　历史的悖论在这里还有一个怪异的证明。原本以反对“老异族”为主要政治诉求，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标的民间秘密结社，不知不觉中转换成“扶清灭洋”，老异族成了自己人，新异族成了新敌人。

　　当然，从“反清复明”转变到“扶清灭洋”有个复杂的过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民众在面对那些不良教民凭借外国教会势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时，已经不自觉认同了老异族。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秘密结社在此阶段提出的口号，其实是个一厢情愿的口号，清廷，尤其是那些比较明智、比较理性的大臣，几乎从开始到结束始终并不认同这个口号，他们始终不愿对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妥协，始终强调要严厉镇压，决不姑息。他们不是不相信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势力、怪异的招数，不是不相信这些类似于“乌合之众”的散兵游勇不能给外国制造麻烦，而是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与外国资本或外国教会的矛盾，个别不良教民所犯下的罪行并不代表着中西“文明冲突”，中国依然应该加大世界化步伐，依然应该无限度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中国自己太穷了，发展太难了，要让中国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就应该创造条件，甚至做出某些牺牲与让步，要让外国资本有钱赚，要让外国乐意在中国投资，相信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投资安全。

　　这些略具世界眼光的大臣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只是有一点也必须指出，他们忽略了民间秘密结社“弱势群体”究竟是为什么而闹事，中外冲突的具体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当年如果能够就事论事地解决矛盾，如果能对弱势人群有合乎情理的安置，历史走向或许应该转弯，而不是激起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震动世界。■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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