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爱乐众生之——阿城

　　这些年来，印象最为深刻的乐聊，来自以《孩子王》、《棋王》、《树王》著称文坛的阿城老师。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用一句“音乐是种生活方式”定位，将音乐欣赏讨论导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生生让我这个自认为对西方古典音乐略晓一二的爱乐人醍醐灌顶。

　　室内乐

　　室内乐是西方重要的生活方式，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朋友聚会，夹着几把琴来了，一起合几段。或者说听堂会，叫一个名角儿唱上几嗓子，也可以来两三个折子。

　　我们经常能看见有这样的唱片。这种应该叫“堂会”唱片。一般来说，有教养的人总是受过音乐教育或者乐器训练。聚在一起的理由常常是为了合奏一个东西，尤其是贵族，高级僧侣。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这些“堂会”作了很多室内乐作品。海顿就不要说了。莫扎特，像他的钢琴协奏曲什么13号20号的，钢琴部分技巧就是初学者水平，应该是某贵族金主买给自己孩子的生日礼物吧？我们这样去听，倒能听出喜欢来。

　　在贝多芬的三重奏、四重奏，甚至钢琴五重奏里面，你会听到其中某一种乐器演奏非常简单，就是到它那儿了“咣咣”来两下。这个声部的演奏者一定是个贵族初学者，你给他写复杂了他倒不过来。本事也恰巧在这里——我让你倒那两下听起来效果真好！我作这个曲子不是为了羞辱你，反而让你加进这两下真给劲儿，真到位，让别人觉得演出是成功的。

　　贝多芬四重奏和肖邦“沙龙感”

　　听听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真是好。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梅毒晚期，不可能有婚姻，侄子又老惹麻烦，非常痛苦。很多人回忆贝多芬说，这个人病很重，但是不吃药。医生给他药，常常被他拒绝。为什么？他会因为疼而High。疼到一定时候，反而乐如泉涌，最后竟然形成这样的创作规律。

　　因此，从他的晚期四重奏里，你甚至可以“听”到那种生理疼痛。非常微妙的长轻音让你感觉作曲者疼得不敢挪动，但是“疼”得非常有质量。接下来的愤怒你同样可以从音乐中感觉到。

　　所以，在他晚期四重奏里面我觉得就是当代心理的东西。

　　好比说现代的流行歌或者摇滚作品，我们是靠歌词说出来的。贝多芬不作词，就是活生生用音乐性来表现。很多听古典音乐的人都被专家学者吓住了，不敢去听，觉得不可能听懂。放心，坐下来，听一个叫贝多芬的老外跟你掏心窝子说说心里的事，这些心事你也有。另外有意思的是，贝多芬写这些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乾隆年间。如果要听中国这边的个人内心音乐，反而要听中古时代的古琴曲目。

　　肖邦的曲子有强烈的“沙龙感”。

　　“沙龙感”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睛闪闪发光。肖邦是肺病晚期，一到下午三四点就开始低烧。一低烧，眼压就升高，眼睛就绷得倍儿亮。在蜡烛光下，那眼神跟钉子一样。被盯的那个贵夫人心里就一阵狂跳。

　　这种演奏就像生活暗号一样，演奏者弹着弹着会看某个人一眼。那意思说，这是给你的。

　　肖邦的乐曲，里面有暧昧的关系。然后在沙龙里面传为美谈，传为笑谈，传为某某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弹肖邦音乐的演奏家没人盯了，只好抬头乱看。

　　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

　　那就是我们的《群英会》、《失空斩》，这就是过大节呢！连着演，你要去听，那剧场一定要提供从食品开始的各种服务。完了手巾把递着……这种。只有在这种服务中，你才能把《失空斩》全部都听下来。听一出，然后回家该抱孩子抱孩子，该办事办事。办完了回来，如果还能赶上最后的《斩马谡》就再听一耳朵。

　　听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你不把饭吃好，不来点牛肉，弄点奶酪，真坚持不下来。到最后你会觉得音感都糊涂了，那是生活方式造成的。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你单独听20多个小时歌剧，不是找死吗？不是毁坏自己的听觉吗？这种东西我看还是听唱片，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想暂停的时候，只管按遥控器！

　　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音乐史上，有和声、调性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生活方式的变化。

　　《莫扎特传》那个电影中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多传达了一些。莫扎特这样的人，在写伟大的音乐之余，还干些什么？去下等剧院。剧场最下面那层有稍微富裕一点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等等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要什么样的歌剧？《魔笛》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还要讲剧场效果。上面唱一句，下面就能跟。不像我们现在听音乐会，鸦雀无声，手机都得关了。那就完了，没有剧场效果了。我们现在的剧场效果是演变过来的，把音乐欣赏专门化，变成一种教养了。

　　在莎士比亚的剧里的小丑或者一些角色为什么常讲黄段子？因为有剧场效果。

　　《哈姆雷特》里面那句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人生哲学呀！我是活下去还是死？上面话音未落，底下马上雷鸣般地喊起来：“死——！”恶搞。

　　现在不是了，全场静悄悄的，听着台上深邃的哲学对话，心里感慨：深刻，太深刻了！

　　生活方式变了。伦敦恢复了当年的玫瑰剧场。清理的时候，发现堆积下来的瓜子皮竟然有两英尺厚。这就是当年看戏留下的“痕迹”，手机不让响？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有楼座、专座呢？就是把真喜欢的贵族与下层隔开。下层的座位要么是长条凳，要么就是站着。约架有约到那儿的：“《王子复仇记》，下午五点那场，谁不去谁是孙子！”

　　我们现在已经主动变成严肃音乐了，很多感觉就消失了。我不是古代欧洲人，怎么敢胡说？这些是他们的学者专家考证研究出来的。我一看，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戏院子的情况，就是这样，才过去不到五十年。

　　几个小时在侃聊中飞逝。临别前，阿城老师领我走进他刚刚竣工的听音室。四壁、天花板上的吸音材料装饰，高品质丹麦音箱、专业扩大器以及长木案上小山一般的黑胶唱片CD碟，构成极为讲究的赏乐空间。

　　待我在屋子中心的沙发上坐定，阿城老师将一张奥地利著名作曲家马勒的交响曲唱片轻轻放入CD机，关掉大灯，点亮了音响前那盏光线微弱的小灯。

　　黑暗中，音乐如潮似涌，马勒来了。

　　寸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