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2010年底，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兼博士生导师陈丹青一纸辞职报告，离开了令他深恶痛绝的“体制内”。他更是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与陈丹青的经历类似，林旭东与韩辛也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野路子”画家。《四十年的故事》画展，同样也是“野路子”们的一场盛宴。但体制强大，“野路子”终究式微，如今艺考高峰期临近，在这么多“可怜天下父母心”浇灌与催促下踏上茫茫艺考之路的年青一代，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缘还是劫？
《投资者报》：三位是性情中人，也都有特立独行、不受羁绊的人格特征。你们如何看待当前的艺术教育体制和考试机制？
陈丹青：一言以蔽之，我们三个人，在今天的艺考制度下就是死路一条。或者苟且偷生，也定为平庸之辈。不算夸大地说，我们三个人就是人才成长非体制化的典型例子。
我在中央美院也就是体制内的生存期限是三年，当时还算是择优录取，可以钻考试的漏洞。而现在比文革时更糟糕，一切都要通过考试，连漏洞都没有了。现在看来，那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光，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体制最大的特性就是权力的体现，它不会去考虑个人特性。现在也有像我这样的人，但不考试怎么办？
林旭东：艺术体制化、教育产业化一直是我诟病的东西。
现在的艺术院校，商业化挂帅，一再扩招一再降低门槛，学生质量普遍下降，家长交钱赞助就可以入学，学生则沉浸在应试教育中不亦乐乎，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特长在哪里，试问希望何在？
我曾经去北大、清华教课，觉得学生质量堪忧。他们追求短平快，心态浮躁，在我分析哪部作品怎么好时，他们根本没心思听。而目前的艺术体制下，老师居然带学生一起接生意，多么病态啊。我如果斥责哪位不争气的学生，还要担心会得罪哪位老师。考试打分时，也会有老师来打招呼。学校里到处是利益交换，大家都在劫难逃。
记得2004年我离开中央美院，就是感到太无聊了，人事和规矩以及会议束缚着我，而且感到这个地方越来越权力化和利益化，大家争权夺利，我又何必空耗时间？
我在平遥参加摄影节时，有一位学生来跟我套近乎，一问原来是想找工作，知道我跟央视有点关系。他承认在某家学校影视专业没学到什么，学费却要一年一万多，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如今这样的学校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
韩辛：我在体制内只待了一年，相比他们体制对我的危害最小。
我们三位都是人格独立、叛逆的人，不会阿谀奉承，因此注定与体制格格不入。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艺术，不是靠学校培养就能成就的，所以我坚决反对艺考。但现在的社会和家长都希望维持这样一个状态，而不是小孩本身的意愿，年轻人无能为力。考试制度和传统观念必须改变，而且要从大人开始，无论他多小，也要尊重他的人格独立，这在中国是很匮乏的。小孩有依赖性，家长就认为干涉他是天经地义的。
《投资者报》：能否谈谈你们各自的“野路子”成长历程？
陈丹青：记得我中学时代第一位美术启蒙老师是章明炎老先生，一开始就是跟着他画毛主席像。1978年收到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录取通知书，一时恍惚觉得难以置信。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然后我决定去美国，看美术馆，看原作，应该往回走，回到欧洲19世纪前的大传统源头。
林旭东：我的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革时代是青涩少年，改革开放后进入体制，2004年离开体制。他们两人在体制内的时间都比我短。
小时候我们都是自学的，老师讲讲，我们看看，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当时上海的地位比较特殊，是一个艺术窗口，汇集了民国的老先生，如：刘海粟等，大多有留洋背景，因此受其熏陶，我们的眼界也就不一样了，特别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后来我美院的老师是伍必端，有留苏背景，他不拘泥于原来的教育，对我们的“出轨”比如素描课时溜出去看电影，不仅不责怪，还会加以鼓励。
《投资者报》记者 蔡臻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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