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前夜

　　熙宁变法那一年，宋神宗22岁，王安石49岁，也是宋太祖建国110周年。

　　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要倚重即将知天命的王安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呢？这一切还要从宋朝的家法说起。

　　偃武修文 社会繁荣

　　宋太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对于武将有着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恐惧，所以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国策。太祖定下家法，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不得诛杀大臣和言事官员。他的弟弟宋太宗继承了兄长遗志，广开科举之路，网罗天下人才，一时人才辐辏，沉潜涵咏出高度发达的文化。

　　宋代文化发达表现在多个方面。文章有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史学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哲学有二程、朱熹、陆九渊，绘画有董源影响下的山水画，科学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有饶富理趣的宋诗，与婉约豪放的宋词，在大宋百姓中间口耳流传。史家陈寅恪禁不住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赵宋文化孕育出了繁华的都市文明。宋代人口之繁是前所未有的，宋仁宗时期天下户数达到一千二百万，户口每年以千分之十一的年增长率递增。到神宗《元丰九域志》编纂时，宋代府、州、县治数有1135个。当时的东京汴梁，最盛时人口达150万上下，是全国第一大都市。我们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绘有各色人物五百五十多个，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堪称东京汴梁的风俗画卷。

　　政府膨胀 财政吃紧

　　然而，高度发达的文化与都市文明，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阴影，那就是冗官、冗兵和冗费，以及由此造成的积贫积弱现象。这个问题，终其一朝都未能改变。

　　由于大兴科举，加上恩荫、举荐等官员选拔制度，宋代公务员数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官员从宋初到仁宗时增加了五倍之多，严重超编。即便如此，读书人仍然趋之若鹜地涌入公务员报考大潮之中。因为宋代进士只要及第，就可以把粗布衣服扔掉，顺风顺水欢天喜地做官去了，而无需像唐代那样进行任职考核。夸张点说，就算率兵数十万，驱除鞑虏，收复燕云十六州，向祖庙献功，也比不上状元及第的风光。可见宋代文官的地位远远高于武官，用文官牵制武官自然也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

　　宋代的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三年以后即可积劳升迁，享受优渥的薪资和待遇。这点和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比较相似，一入公门就可终身无忧。据宋人笔记，宋庠、宋祁都在朝为官。一年元宵夜，宋庠在书院中苦读《周易》，其弟宋祁却遍烧华灯，与歌妓左搂右抱，喝得醉醺醺。宋庠看不下去，派人责备弟弟道：“你还记得某年元宵夜我们同在州学内吃烂菜饭的光景吗？”意思是提醒宋祁不要忘本。哪知宋祁大笑道：“就不知当年吃烂菜饭是为的什么？”宋祁甘愿忍受吃烂菜饭的辛苦，原是为了有朝一日当上公务员，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

　　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太宗认为：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是边防之事，顶多赔点银子，倒好预防；怕就怕内部不稳定，人心思变。所以，宋代统治者将稳定看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每当灾荒之时，政府就大举招收流民为兵，将兵和民严格剥离，不允许有任何动乱的苗头。经过历代的累积，兵员数目从宋太祖时期厢军、禁军总数22万，到仁宗庆历时达125万，增加了6倍之多。这些士兵终身行伍，躺着拿薪水，逐渐养成了骄堕的风气。卫士宿卫时像大爷一样，连被子也懒得提，要派人帮着提；禁兵发了口粮也不肯自己背，要雇人来扛。这样的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了。

　　上有冗官，下有冗兵，国家财政当然入不敷出了。宋代民与官的比例是64：1，就是说要64个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养活一个官员。流年不利时还得征兵，以至于宋神宗感叹：“穷吾国者，兵也。” 宋仁宗庆历以后，每年财政赤字三百万缗以上，到宋英宗治平二年财政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万缗以上。所谓“缗”是穿铜钱的绳子，一缗就是一串铜钱，计一千文钱。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仁宗时期120文钱就可以买一斗米，可知当时财政亏空有多么巨大了。

　　毫无疑问，统治者会将财政赤字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之宋朝秉持守内虚外的家法，以文官牵制武官，军队战斗力低下，不得不向契丹和西夏纳贡。大宋王朝每年要孝敬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这些负担全部加之于百姓身上，政府于是想出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南宋的朱熹说道：“古代剥削的方法，本朝都具备了啊！”冗官、冗兵和冗费，造成了宋朝政府积贫积弱的局面，外不足以抵抗辽和西夏，内不足以安抚百姓。

　　神宗大志 欲兴国富

　　当此之时，大宋王朝兴起富国强兵的改革潮流，也就不难理解了。

　　庆历、嘉佑年间，当时名士怕只怕不变法。这种改革潮流，不独表现于士大夫身上，即使是君王也跃跃欲试。庆历年间，宋仁宗锐意进取，欲兴国家太平，屡次召见范仲淹问当世要务。范仲淹觉得国事有先后缓急，久病之躯非一朝一夕可以治愈，因此一直沉吟不决。宋仁宗不依不饶，亲自召见二府要他们加班，必须书写完对策才肯放他们下班。范仲淹迫不得已，退朝以后乃作《上十事疏》，其要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主要讲澄清吏治、富国强兵等问题。与此同时，富弼也献上“安边十三策”。虽然由于小人的阻挠和仁宗的软弱，庆历新政不及一年就以失败告终，但是范仲淹等改革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却一直感召着后人。

　　此后的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来不及更化改作，变法的重任还要等到年轻有为的宋神宗赵顼。

　　《宋史》说神宗动止皆有法度，即使是大暑天气也不肯扇扇子，这点就是普通百姓都吃不消；又天性好学，学习到晚上连饭都忘记吃，英宗时常派人劝止。每次侍臣入讲，神宗都要率领弟弟拜见老师。神宗18岁继位以后，开始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符的老成持重。他首先问计于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昔日的改革派完全退化为保守派。

　　这盆冷水并没有浇灭宋神宗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烈焰，他还需要一个扶他上战马的人。他将目光从死气沉沉的京城移开，投向了大宋王朝生机勃勃的地方。这个扶他上战马的人就是王安石。

　　擢升王安石

　　王安石早年就议论高奇，慷慨激昂有革除弊政的志向，他曾给仁宗上过万言书，说效法先王的政治，实际上是效法其施政的立意；既然是效法先王之意，那么改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要借助祖宗之法的名义展开，无非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便于放开手脚实现理财之道。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不久就在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他隐然成为新一代改革派领军人物。

　　此外，神宗登基之前，王安石就和韩、吕两个大家族交好，韩绛、韩维和吕公著时常在外面揄扬王安石的名声。韩维任神宗记室时，每次讲说完毕，都要露出神往的口气说道：“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说法。”后来还请求让王安石代替自己，做神宗的老师，因此神宗很早就知道王安石的名声。

　　王安石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中央多次征召他入京为官，都被拒绝。士大夫们发现他不重视功名利禄，恨不得一识其面。整个朝廷都认为，这么优秀的人才不来京城做官，简直是大宋王朝的耻辱。神宗于是越发想要见到这个高人，刚即位就任命王安石江宁知府，数月后又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本来赴京做官是一般士大夫朝思暮想的事情，王安石偏偏无动于衷，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入朝。王安石获准越级进言，不受朝廷礼仪限制。神宗一见到他就迫切地问道：“治理国家当务之急是什么？”王安石答道：“选择政策最重要。”神宗问那唐太宗怎么样啊，看得出他希望做一个有为之君。哪知王安石一脸不屑，说陛下要学就学尧舜，唐太宗算什么。一席话让年轻的宋神宗激动得直搓手，叮嘱王安石好好辅佐自己，共同推行变法。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正式主持变法。同时在原有的政治格局外，成立类似于今天发改委性质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个制定户部、度支、盐铁等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

　　王安石的变法即将拉开序幕。

　　方麟 清华国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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