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过时了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表示，中国之所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且率先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是因为中国是“最大或者是最主要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而西方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他进一步指出，在美国，我们无条件救助银行。当我们帮助贫穷的人们时，我们提出了很多条件……当我们把钱给富有的银行时，我们是无条件的，他们把钱拿去分红了，而不是贷款。而中国银行的钱都贷出去了，他们在真正做投资业务。

　　无独有偶，伯纳德-施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社会研究新校区的访问学者保罗·戴维森也持类似观点。他在其《凯恩斯方案》一书中，明确表示正是源于美国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而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依照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完全自由化理论，就不会有危机，“但它竟然爆发了”。

　　不过，自2008年以来，凯恩斯在中国的日子却“难过起来”：

　　先是不断有学者撰文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凯恩斯主义，甚至还有知名经济学者提出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而后是有实际政府职务甚至是国家智库中的一些人，就温州、广东乃至全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提出中国金融业改革建议，其中最为著名当属那条“放开75%存贷比，让金融服务自由进入证券市场”了。

　　不过也有知名经济学者撰文提出相反的观点，即纵观全球，尽管大家都说凯恩斯过时了，但各国政府在救市时，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刺激性的经济政策，而这正是凯恩斯所主张的。

　　目前，这一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但中国有，国外也在争论不休。

　　关于欧债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出，欧洲应该立刻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但立即遭到了以英国卫报为首的欧洲左翼媒体的反驳。

　　虽然目前这些争论还不能让人看清到底是谁占据上风，但却已经有人出来总结了--索罗斯于今年6月在意大利托伦托经济学年会上，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

　　为什么他对“学院出身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要不无视，要不根本不予理会”，原因是“经济学试图建立如同牛顿力学一般普遍适用而且永远有效的法则来管理现实世界。”而对于社会事件，参与者、决策者也会影响到事件本身的进程，因此经济学中不存在“普适的法则”。

　　这段话让人想起了凯恩斯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国腔的英语，在回答有关凯恩斯为什么能提出“国家干预理论”时所说的那句话，“凯恩斯可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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