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2.0可行吗？

　　四万亿是一个美丽的数字，也可能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至少它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一次成功的凯恩斯主义实验。

　　2008年中央政府因应对美国次按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为提振信心，帮助中国的出口型为导向的经济克服外部需求疲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而推出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回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1.6%。

　　当中国经济再次受到新一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时候，许多经济决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自然第一个想到的灵丹妙药就是四万亿2.0版本。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大幅放慢的时候，中央政府也确实及时地进行了宏观政策的微调，包括从去年年底的“谨慎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及谨慎的货币政策”，央行也积极的调整了货币政策，包括连续减少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月内两次不同步的减息，以及利用公开市场操作为金融系统注入资金以推动投资需求。发改委也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有媒体根据发改委网站统计信息，发现5月21日发改委就批准了100个项目，超过之前20天的总和。

　　受到中央政府微调的鼓励，地方政府更是摩拳擦掌，争先恐后的宣称推出更进取，更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四年前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地方政府在几个月内就推出了总和超过30万亿的投资计划。

　　这一次也不例外，例如贵州最近提出震撼经济界的三万亿计划；长沙市提出了超过8000亿的投资计划，更多的，更进取的凯恩斯计划将会不断出现。

　　就历史必然性而言，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在GDP至上的政绩潜规则、以及扩大投资更便于利益输送的私利潜规则之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未消退过，只不过更多时候被宏观调控所抑制，而一旦经济不景气造成中央“稳增长”的诉求，地方政府即会加大迎合力度，过量、过度的投资冲动更会因此产生。

　　其实，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它的负面作用及后遗症却不是可以轻易计量的。问题还不只是四万亿计划本身的利弊，而是受四万亿计划鼓励的许多地方政府并不顾及中央政府的总体宏观调控的目标，借机大发投资带来的“政治红利”与“经济私利”。

　　当年国务院出台四万亿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惠及诸多行业领域。四万亿投资的具体构成主要包括，近一半投资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总额1.8万亿元；用于地震重灾区的恢复重建投资1万亿元；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元；生态环境35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元；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当时预计四万亿经济刺激每年将拉动经济增长约1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各地稳增长的序幕也随之拉开。

　　结果在四万亿之外的大量资金推动下，经济迅速从低谷回升，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上。当然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首先，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努力受到破坏。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增长方式的努力受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次按危机前的47.6%恶化到2010年的55%。

　　其次，产能过剩的现象进一步恶化。例如钢铁产业，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5亿吨，产能6.6亿吨，设备开工率约76%，表观消费量约为4.53亿吨，有四分之一的粗钢产量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出口予以消费，产能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相对制铝业，中国2010年的铝产能约为2000万吨，占全球产能5000万吨的40%左右。当年的铝产量超出消费量100万吨。

　　第三，投资效益低下为中国埋下可能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如果不及时清拆，日益累积，像欧债式的中国债务危机也可能发生。

　　去年审计局报告曾披露，截止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券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如此高负债情况下，地方政府还要出台大手笔的投资计划。但更多国际投资银行研究机构认为实际债务比审计署的统计数据要高的多。因为审计署的数字是只涉及地方政府直接承担责任或通过地方投资平台的借债。但地方政府担保的通过地方国营企业借贷，或地方政府通过这些企业而间接进行的融资都没有办法进行统计。

　　2012年7月24日华泰证券发布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可以统计的政府债务总额就约为28万亿元，占GDP的70%。而这其中尚未计入高校债务、城投债、政府性实体的信托融资、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这意味着政府再行推出高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空间相当有限”。

　　在我们以为成功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一代经济大师的另一反面理论--流动性陷阱。凯恩斯指出当利率水准十分低下时，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也无法激起企业的投资欲望、个人的消费欲望，加码放松货币政策并不能刺激经济活动。其实凯恩斯的理论已为当今世界的现状所证实。如从1990年以来的二十年，在长期实行零利率的最宽松流动性政策的日本，投资需求仍然不振。美国次按危机及跟随而来的欧债危机后，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实行近乎零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五年来的西方投资市场疲软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善。

　　在我们四万亿投资计划同时也带来了2010-2011年的通胀、资产泡沫、重复投资、烂尾项目、地方债务高筑等种种问题之后，我们还想走回头路，千呼万唤希望中央政府再大开水龙头，放出流动性，以便新一轮投资热潮的到来。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指出，在日前近乎零利率的情况下，放宽流动性并不能拯救疲软的投资需求和环境。

　　其实，许多投资的不可行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贵州去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却提出了3万亿元发展规划，与本地财力严重脱节。比如，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却提出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这本质上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投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局无怪乎两种可能.一种是忽悠，最终流产；另一种是严重负债、盲目扩张投资发展，遗患无穷，最终把一个巨大包袱留给后人。因为，要实施如此规模的投资，资金来源是一个巨大问题。这将导致要么向银行贷款，要么发债，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是高负债投资发展，而最终是要还本付息的，这种债务负担最终要么压垮地方财政造成债务危机，要么形成巨大银行坏账，导致金融危机。

　　TIPS

　　名词解释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

　　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

　　流动性滞存主要包括：⑴、居民和企业的现金窖藏；⑵、银行的存差。

　　银行的存差部分可以变为国债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国债部分可通过政府支出花出去，用于实体经济部门，而在中央行存款的部分则只能滞存于银行系统内。至于企业和居民的现金窖藏，则明显是流动性滞存。

　　窖藏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当银行存差过大时，银行为减轻存款利息负担，会降低居民和企业在银行存款的利息率，进一步取消存款利息，甚至对存款收费。在银行不是通过贷款，而是直接通过存款来获益的情况下，就相当于存款者通过银行来窖藏现金，这与租用银行保险箱类似。这时，银行成了吸收资金的“黑洞”。真正的流动性陷阱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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