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于知子

　　历史似乎有点滑稽，最艰巨的事业让最不被看好的管理者实现了。公元668年9月，大唐帝国的军队开进了辽东重镇——平壤，并且留下来了，朝廷委任名将薛仁贵为安东都护，负责原来高句丽地区的军政大事。

　　其实，这不只是唐朝的胜利，这是一个长长的历史心愿。沿时间长河往回走，到598年，隋文帝的大军来过这里，失败，走了；到公元608年，613年，隋文帝的军队来过这里，失败，走了；到公元645年，唐太宗的军队来过这里，失败，走了。这个中原政权的心愿一直延续到公元668年才得以实现，整整有七十年。这个愿望消耗了中原政权几乎整个的生产力和民心，甚至以朝代的灭亡为代价。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个个都是中原政权的精英，然而，实现这些英雄的历史心愿的人，却是史书上称之为“昏童”的唐高宗李治。

　　历史似乎有点滑稽，最艰巨的事业让最不看好的管理者实现了。唐太宗有没有对李治寄予如此大的厚望呢？当初，李世民是在两强都被淘汰的情况下才看好这个柔弱的皇子，甚至于在确立李治为继承人之后，这位父亲还念念不忘他与隋炀帝女儿所生的儿子——吴王李恪，说：“吴王类我”，认为李恪英武果断，最接近他的英雄气质，如果不是因为李治是皇后所生，继承人的位置就可能归李恪了。

　　在无可奈何之下选择李治之后，李世民对他的期望有什么改变呢？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重，李治在病床边尽心服侍，唐太宗在临终前对这位继承人的评价就是：你能这样孝顺，我感到很满足了，也很放心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帝国的管理者对继承人的赞许，而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赞许。可见，唐太宗对李治没有抱多大期望，他的期望最大值就是在下一代的管理下，帝国没有风险，没有“覆舟”的后果，保持李唐政权的稳定性。他的期望，走到“孝”字上就截止了。

　　然而，让李世民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他所不看好儿子的一面，却在很好地发展。李世民不看好李治能成为开疆拓土的英主，偏偏唐帝国的疆域，在李治的治下，是最大的。公元657年，苏定方灭西突厥，其作战艰难程度要超过当年唐太宗灭东突厥；公元668年，刘仁轨、薛仁贵征服高句丽，这更是隋唐两朝三代君主绵延了七十年的愿望。

　　而唐太宗所看好儿子的一面：以仁孝持国，保持政治血统的纯洁性，却很糟糕。李治还是不能战胜政治的丛林法则，他无法制止武则天的强大，乃至在死后，几乎让李氏家族遭受灭顶之灾。史书对他的贬低就来自于这里，评价他为“昏童”。从而认为唐太宗选李治为继承人，犯了“昧于知子”的错误。

　　然而，走出政治血统的格局，我们发现李治其实是一个很合格的继承人。虽然在武则天的政治空间一步步膨胀的过程中，李治的柔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牺牲了一些无辜的性命，然而，帝国的精英并没有受到伤害。帝国出现了人道上的悲剧，但未出现管理上的悲剧。例如征讨西突厥和辽东的骨干人才：苏定方、徐绩、刘仁轨和薛仁贵，都是上一任管理人留下来的人力资源，李治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让他们发挥了最大的效应。例如薛仁贵，在唐太宗时期，还只是因为战斗英勇而受到简单的嘉奖而已，而李治就很好地发挥了薛仁贵的作战指挥才能，实现了薛仁贵从猛将到军事家的转变，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转变。

　　李治所管理的帝国，仍然毫无阻碍地朝着盛世的方向发展，没有耽误它的茁壮生长，哪怕是武则天改变了它的名字，也依然阻挡不了在李治时期形成的良好生长态势。

　　有人说，李治的成绩是武则天干出来的，有人说，李治其实是一代英主。不管主客观条件如何，我们都不能动摇一点：唐帝国那个时期的辉煌成就，就是在他的治下完成的。这是他的政治产权，怎么样都不能被别人收割。

　　从大格局看，李世民选择李治，并没有错，或者说，李治并没有出错。这对于历史而言，是最好的结局。

　　刘黎平 这是一个早就发生在无数对父子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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