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似乎有这么一种潜在共识——了解科学,公众便会支持科学。这便是在科学传播中广泛流行的“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假设公众对于科技的误解与反对,源于他们缺乏科学知识、无法处理晦涩的科学概念。当他们了解科学后,自然就会像科学界自己一样拥抱科学的观点。
可是,调查发现,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和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吊诡的趋势——总体而言,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和对科学的正面态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具体到某些特定的科技产品,如核能和转基因食品,知识和态度要么没有关联,要么就表现出负相关。科学知识,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传播科学,到底有没有用处呢?
无力的事实
诚然,“缺陷模型”符合直觉,却有一个脆弱的前提——它假定传播的对象都是一张白纸,会不加选择地接受得到的所有信息。但实际上,受众常常筛选媒体中的信息。他们脑海中已经生根的经验与观点,就像滤镜一样为呈现给他们的内容增添效果,以维护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
譬如,在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一般而言,民主党人或者自由主义者,会更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并支持相关的环境政策;而共和党人或者保守主义者,不仅会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举动,甚至否认全球变暖现象的存在。
受众常常根据亲身经验形成自己的判断,尽管这种个体经验,可能在科学上并不严谨。在一项研究中,纽约大学政治学家帕特里克·伊根和天普大学梅根·穆林,分析了美国民众对于全球变暖的态度和民众所在地气温的关系。他们发现,调查前一段时间的气温,较平时异常升高,会增加他们对于全球变暖这一现象的信念。来自公共医学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个体经验对于人们的科学行为的影响。在决策是否接种流感疫苗时,之前是否经历过流感病状,是否接触过相关疫苗,是否有熟人接种过相关疫苗,都是重要的预测指标。
我不必举更多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现象——在形成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时,公众并不会乖乖地从事实出发。他们在认知上太懒惰,在维护既有观点时太顽固。在情感的鼓动、个体的经验、价值观的博弈面前,理智的分析似乎只是一个无力的下下之策。
可趁之机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在认知上的缺陷,又给科学与环境传播者一些“可趁之机”。正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缺陷模型”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支持方面成效有限,传播学者在反思之余,也在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希望可以绕过知识层面,直接作用于人的态度甚至行为。
正如我在之前提到的,保守主义似乎与全球变暖格格不入。相比于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有更高的“系统公正化”倾向。他们更愿意认为现有的社会系统是合理的、公正的,更想要维护它,而不是让它发生改变。纽约大学伊琳娜·费吉纳和她的合作者发表的一项实验发现,可以利用保守主义者“因循守旧”的价值观,来促进他们做出环境友好的行为。实验把保护环境诠释为一种维系美国的生活方式,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的爱国举动。这样一种解释方式自然能赢得保守主义者的人心,于是他们系统公正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消除了。
恐惧、愤怒、羞耻、内疚……这些蕴藏在我们原始大脑中的情感,似乎比理智的分析更具有力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疗政策学者丽萨·高德曼和斯坦顿·格兰兹,分析了各类型戒烟广告的效果。他们得出结论,无论是呈现烟草对健康短期或长期的危害,或是强调吸烟的成瘾性,在减少香烟使用量上都没有多大成效。相反,一种指控烟草产业的宣传手段,反而比宣传健康知识有效。这种策略告诉人们,烟草公司利用具有欺骗性、操控性的手段诱骗人们上当,让他们成瘾,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
这便是利用了情感的力量。对于成人来说,很多烟民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烟草对自己和他人的危害,却无法戒除,只能感到沮丧甚至内疚;这种宣传手段将他们内心的无力感,转换为对烟草行业的愤怒。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吸烟本来带着叛逆情绪,是为了抵抗社会规范和父母的约束;而这种宣传手段让他们意识到烟草行业的“阴谋”,从而促使其努力摆脱烟草公司的控制,争取行为上的独立。
我们常常以为是态度决定了行为,但社会心理学早就证实——行为也可以影响态度。如果把某一种价值观念转换为社会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行为,等到公众亲身参与到其中之后,他们的态度自然会“跟上”他们的行为。
芝加哥大学的行为学家诺亚·戈尔茨坦等人曾经做过这么一个实验,他们选择了一家酒店,在毛巾架上摆上卡片,鼓励房客重复使用毛巾。第一种情形下,卡片告诉人们,重复使用毛巾可以保护环境。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卡片写道,75%的房客都参与了这项通过重复使用毛巾保护环境的能源节约项目,这种标语,让毛巾的重复使用率显著提升。这种情形悄然中树立了社会规范,无形中有一种约束的力量,让人不得不遵守。
必须认识到,受众并非一张白纸,可以由传播者任意涂抹。在充满既有观点,甚至是敌意的受众中传播科学事实,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然而,倘若绕过知识,“操控”公众的想法,又会陷入伦理上的质疑。
是秉承传播事实的准则,影响公众的既有态度,还是选择灵活变通,在必要时用一些技巧和手段推广科学的观点·这仍然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让信息畅通无阻地在政府、公众和学界之间流通,不让媒体健康地履行它本应承担的社会角色,只会导致双输局面。■ (文章选自果壳网)
By 李瑟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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