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投行凶猛

　　息差时代行将渐去，大如“恐龙”的银行会一夜倒闭吗？

　　大的好处其实也显而易见，可以“跨界”，可以“无所不能”。就如同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对《英才》记者喟叹：“银行都设了投行部，怎么不给券商一个商业银行部做做？”

　　现在，即使在一个羸弱的市况，银行的投行业务也会保持一副丰腴诱人的品相。从商业银行对于投行业务的大张旗鼓，不难看出它的心思——投行业务已被视为一条重要的业务线和战略盈利点来对待。

　　那么，这群来自银行的投行家，除了让诸如券商这样的金融机构更加恐慌外，他们还会带来些什么呢？银行的投行部未来会以独立姿态占据金融市场的一席，还是在银行体系内继续拱大？中国的金融混业又会复制西方金融的诸种悲剧吗？

　　只是派生品？

　　银行投行部可谓银行体系内人均创造利润最高的部门，“人均下来一年几千万没问题”。曾在某国有大行投行部工作多年的汪杰告诉《英才》记者。

　　这并不夸张。记者不完全统计银行业2012年报发现，四大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均在百亿以上，其中以工行261.17亿元为最。股份制银行的这部分数字虽然没让人把眼睛瞪得更大一些，却也纷纷把这项业务的牌匾擦得闪亮，挂上了各种闪亮的头衔。

　　在具体的业务中，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总额通常都在千亿级别。“这也是业务中一个最大的利润点，基本占到整个投行业务及附加中间业务收入来源的13左右。”汪杰对《英才》记者表示。

　　某种程度上，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更像是被分割好的市场。

　　同样是企业的直接融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可以通过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完成，而公司债和企业债却是执行与IPO一样的审批制，流程和时间更为繁琐。

　　另外，二者的存量不可同日而语。据某债券分析师表示，我国短期融资和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的存量，大概在5万亿左右，远远大于公司债和企业债；而它们之间的规模差距甚至仍在扩大。银行不能插手公司、企业债这件事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除了商业银行能够承销短融、中票等外，这一领域多年以来仅有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两家券商拥有联席承销商资格。今年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才又开放10家AA级券商的联席主承销商资格，而其他人只能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

　　因此，尽管蛋糕虽有份，却未必能等分。

　　至于银行投行业务中排名第二的利润来源，既不是符合投行典型意义的银团贷款，也不是大资管时代里最红火的资产管理，而是财务顾问。

　　凭着与企业紧密的联系，银行可以为有上市融资的企业和券商搭桥牵线，靠为券商推荐项目获取20%-30%的财务顾问费用。另外，并购贷款也会涉及到一些并购企业的资质评估，被归在财务顾问范围。

　　这还都是正常的部分。提供一些有含金量的信息、融资方案和建议，收取些许报酬也无可厚非。

　　不过，有一部分常年财务顾问、专项财务顾问业务的出发点压根不在“提供智力附加值”上，往往与企业贷款绑定，强制摊派，强制服务，“象征性地给企业发一些市场信息而已。”

　　这部分相当富有中国特色的利润被业内人称为“吸血费”，最高时甚至可将贷款利率暗中提高30%。尽管让银监会头疼，被市场诟病，它在投行业务的总收益中却始终占比不少。

　　当然，相比之下，银团贷款业务似乎更符合投行的本质。

　　“这个业务在国外非常活跃，大银行只做牵头方和承销方，并不最终持有贷款，而是找一些其他中小型银行接盘，把手中的额度转让出去赚差价。”汪杰认为，这才是未来投行业务发展的趋势：“因为这是纯粹的中间业务收入，并不在资产负债表里体现。”

　　反观国内现状，越过那笔稀薄的牵头费，大家的目光仍主要聚集在后面的贷款上。牵头行的认购份额最多，牵头行、代理行们也往往选择把贷款留在手中持有着。

　　总之，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运作，与国外有着很大的差别。

　　固然有类似“国内银团贷款的二级市场太青涩”这种原因，这个局面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内各银行对投行业务的理解。

　　所有略显“非典型”的投行业务背后，不难感受到银行通过其庞大体态散发出的强势。在信贷还是国内主要融资方式的今天，银行当然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去置换息差，投行业务只是它的派生品。市场面对投行业务，需求虽然有，但尚未成为主流。

　　牌照不是铁栅栏

　　尽管投行部很为银行赚钱，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

　　“客户资源往往来自各级分行的贡献，它的完成也要靠公司金融、机构业务等部门方方面面的配合。”汪杰告诉《英才》记者。

　　毕竟，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就是脱胎于公司金融业务的，其业务基础也往往来自对公客户资源：“很难想象一个对公业务做得很差的银行，在投行业务方面会有亮点。”

　　和券商相比，与客户更密切、更深入的联系往往被视为是银行投行业务的优势。工商银行副行长罗熹告诉《英才》记者：“投行一般是单笔单笔的交易，做完一笔可能就不再联系；我们和客户日常性的交易比较多，给客户的服务种类也更多一些。”

　　不过，罗熹表示，毕竟还没有取得境内的投行牌照，所以银行所做的更多是进入市场前的服务工作。至于未来是否可能取得IPO牌照，他似乎也没有抱太大期望，“要看资本市场的政策变化了”。

　　北京大学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葛启胜告诉《英才》记者，牌照无法成为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门槛，决定金融机构是否能够存活的只有它自身。“银行在投资银行方面的动作，绝不仅仅是一种挑战，何尝不是转型的机会呢？”

　　毕竟，能被抢来抢去的业务，只说明大家谁都能做，而且做的差不多。于是乎，能拼关系的拼关系、能拼资源的拼资源。

　　金融机构们面对的，应是更广阔层面上的交锋。

　　然而无论是否混业经营，银行都必须改变思路；更多的企业倾向于选择直接融资的方式，传统的信贷业务只会日益衰落。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之下，中间业务风险低获利高，其增长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银行的盈利水平。中间业务收入也将逐步成为影响银行净利润的核心指标。因此，发展中间业务仍是商业银行转型的必经之路。”一位长期跟踪银行业指数的券商高级分析师指出。

　　什么时候，投行家才不会因为在中国的银行工作而被同行贴上“不专业”或“中庸”的标签，迎来职业生涯中最风光的时刻呢？

　　文|本刊记者 朱玥